第九章 成为传记作家

陶恕自己动笔写的书共有九本，目前美国基督徒出版社（Christian Publications）出版的陶恕书目约有四十本，其中的三十本，是出自他的讲道记录；也有的是将他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编集成书。

陶恕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本传记，即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展翅》（Wingspread）。《展翅》亦即宣道会创办人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的传记。大卫•范特（David J.Fant）把《展翅》和汤普信（Albert E.Thompson）所著的《宣信行述》（The Life of A.B.Simpson）作一比较，他说汤普信似乎在写编年史，堆砌了大量的史料；但他说陶恕写的《展翅》，是那么生动活泼，把宣信写得栩栩如生，使人不忍释手

最难能可贵的，是陶恕为撰写传记人物，在《展翅》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他的看法：“任何人都有理由希望（或者害怕）有朝一日，有人要撰写他的生平时作者最好不要是他的仇人，也不要是他的门生，或是反对者，或者是自己的亲戚。上述这些人，将是很差的传记作家，他们的偏见和主观将使他们无法清晰地描绘人物，无法忠实地．如实地反映人物的面貌。我们的仇人不会全面地了解我们，他们想象中的——和仇视的——不是真正的传记中的人物，他们将尽量地丑化我们，甚至以疏忽的、不负责任的笔法，将我们写成头上长出双角的怪兽。”

陶恕在《展翅》的序言中接下去说：撰写传记人物时，一个门生同样不适合；门生只会歌功颂德，掩饰弱点，使传记人物失去真实性，结果产生了反效果。

陶恕同样不看好一个与传记人物同时代的敌对者。他们在传记主角的生前，曾想方设法对他进行攻讦，现在突然改变立场，要用公允的态度去充当一个传记作家，不管他多么勇敢、多么公正，实在不可能突然捩转自己以往所充当的角色。

陶恕又说，我们的亲戚也不能胜任一个适当的传记作家，由于自尊心的缘故，他们在写作时，一定有看不到的盲点。而他们与人物的血缘关系或裙带关系，更使他们无法冷静思考，何况有些人存有一种动机，想借着撰写传记人物的机会，来夸耀自己的家世，好往自己脸上贴金。

陶恕的结论是：最好的传记作家，最好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他能不受任何人际关系的牵制，而看清楚人物的形象。他能有充足的耐性和智能去发掘资料，并据实报导传记中的主角。

概括一句，陶恕与宣信相差五十四岁，有半个世纪的代沟，他自认能以更锐利的眼光，来回顾宣信的一生。毫无疑问的，陶恕是以较客观的态度来评述宣信的一生的。

陶恕于一九四七年，推出他创作的第二本书——《容我的百姓去》（Let my People Go），这本书是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的传记。

陶恕在《容我的百姓去》的序言里，曾谈及基督教传记著作的重要性。陶恕说：“在圣经之外对基督徒信心生活贡献最大的，可能是传记。令人注意的是，圣经本身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交代先知们、族长们和君王们的生平和事工。写到他们的所是、所为和所说。写到他们如何祷告、如何劳苦，和如何受害最后如何得胜。”

陶恕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和加拿大，也没有实际参加过差传工作，但是他所带领的教会经常为差传工作祷告。有人要说，陶恕关注的只是世界各地普遍性的差传工作，并非专一为着中国的差传工作。

只要留意一下陶恕所写的两个传记人物，就会发现这两个传记人物，都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有异象、有负担、有亲身的介入。

宣信曾在芝加哥得着一个异梦，在梦中宣信看到了有关中国的异象；宣信曾有一度想撇下一切所有的，前往中国作差传工作。

翟辅民牧师为了到中国宣教放弃了他父亲为他安排的鸿图大计。

宣道会会长辛夫特（Frederic H.Senft）逝世之后，舒曼（Harry M.Shuman）被扶正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舒曼为人谦逊，有意让贤，愿意让翟辅民牧师任宣道会会长。但是翟辅民认为抢救中国人的灵魂，比回美国任宣道会副会长更重要——翟辅民还不知道留给他的是会长的职位。

陶恕是舒曼一手提拔的，所以陶恕知道这段史实，即翟辅民为了抢救中国失丧的灵魂，坚持留在中国，翟辅民认为舒曼必须执掌宣道会的会务。

翟辅民曾任建道圣经学校校长。一九五○年刘福群将建道神学院迁到香港长洲时，其校址原为翟辅民的私人别墅。

概括一句，陶恕虽然本人没有实际参与在中国的差传工作，但是陶恕笔下的两个传记人物，宣信和翟辅民，都是宣道会在中国展开差传工作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