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篇十四、大姐的信仰

　　我的大姐是个机智灵活、精明能干、心直口快的人。她是家中的长女，我是最小的一个，我们的年龄相差10岁多。记得我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她常惹我大哭或大笑。我家住宅后面有一个大园子，园子的后门外面是通向坟墓的大道，又是已判死刑的囚犯押赴刑场的必经之路。经常看见棺材后面随着一群人，穿了孝服──白衣或麻衣，大哭大号，因此使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惧怕死亡。有时也有人抬着花轿，跟随着一大群人大放鞭炮，敲锣打鼓，非常热闹。人们从各处跑到花轿旁边要看轿子里面的新娘，我看见轿子抬过的时候，也会跟别人一同欢喜快乐。大姐知道我的心理，她就逼得我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笑。当她说：“你要死了！”我就大哭；她说：“你有喜了！”我就跳跃，高兴得很。

　　我6岁时开始读私塾，大姐对我的读书管得很严。母亲患重病时，家务都由她操作，所以她很会烹饪和缝纫。1925年，她在杭州基督教冯氏女中读书。一天，王明道先生在学校领会，她就归向了主耶稣。她信主后，曾大发热心，教导儿童主日学，管理一些教学工具。可惜放在家里的工具，因邻居失火延及我家，都被完全烧毁了。

　　第二年，教会学校遭遇到种种压力，西国教师纷纷离校。那时大姐已高中毕业，后来在公立学校教书。

　　当我15岁时，大姐因为经常停止聚会，加上信仰基础不很坚固，灵命就逐渐软弱，以至与非基督徒没有多大区别。她认为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没有前途，建议父亲嘱咐我到国立师范学校读书。父亲特别欢喜她，因为她的识别力、判断力都很强，博得父亲的欣赏。

　　不久，她与中华书局编辑部副主任结婚，她就协助姐夫任编辑工作，住家由杭州迁到上海。她所接触的人，都是不信耶稣的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她仍然糊涂地度着贪爱世界的生活。起初，上海是战线，她却不迁移，所以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1938年初夏我从杭州来上海购物时，就住在她家里。那时她不祷告，也不读经，但是她不反对我的灵修生活。后来友人从香港来信，叫我到香港去灵修，她非但不拦阻我的行程，还对我传福音的事工尽力协助。她恐怕我的生活费不够用，便自动委托中华书局将款转给我，使我一切需用都不缺少。

　　1938年11月，我原来参加事奉的基础浸信会的负责人在上海设立了礼拜堂，叫我回沪工作。大姐在那时稍得复兴，就受了浸礼。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赵世光牧师与五位同工(我是其中之一)开始灵粮堂的事工。后来我们借用了协进中学校址聚会，大姐就来参加主日崇拜，姐夫偶尔也来听道。

　　1945年冬季，大姐夫叫我介绍大姐到孤儿院去义务工作。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对慈善事业却很感兴趣，也愿意支援。由于神奇妙的安排，“灵粮世界布道会晨星孤儿院”就在上海虹口区开办。当时的民政局不同意我们用“灵粮世界布道会”的名义(因为当时在海外没有分会)，要我们改为“基督教私立晨星孤儿院”。姐夫和大姐竭力在物质和精力方面支持我们。

　　1951年春，孤儿院同工都恒慧姐妹被神呼召到西北青海西宁传福音时，大姐也尽力支持。1952年春，晨星孤儿院在神意外的引导下与伯大尼孤儿院合并时，呈报民政局的文书工作全由大姐夫协助。事后，大姐就向教育局登记教师工作。

　　她担任教师大约一年之后，有共产党内人士吸收她为党员，她就顺从了。到1958年冬季，派出所(警察局)召我与虹口区的流氓和不法分子在一起政治学习时，大姐被正式接纳为党员。这期间，有很长一段时候她没有告诉我，不过我知道她逐渐离弃了基督信仰。她没有勉强我到单位去工作，也不反对我传福音，从未攻击我的信仰。以后，她担任学校副校长，我对她也不要求什么，我们之间相敬如宾。当我被捕到虹口公安分局(警察局分局)以后，科长通知她写信给我，又叫她来看我，并且叫我将手表、钥匙和单据等一并交她管理。于是她每月一次到分局来探访我，替我送来洗涤乾净的衣服，带给我一些药物和鸡蛋。

　　因为我被宣道会守真堂传道人姜蒙光出卖，她为我感到不平，她的信仰更是一落千丈。

　　后来我从虹口分局被押送到了卢湾区看守所，东西就由大姐夫送进看守所。他早已退休，不是党员，有时间也很乐意替我送物；几年之久，从未间断。直到1967年秋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斗争时，路途非常危险，他又是将近80高龄的人，我就请他停止给我送东西。

　　1974年，我从农场回沪探亲，队长安排我住在大姐家里。起初她并不欢迎，怕自己的孙女会因我受损，因为我仍被称为“反革命”。她又为了自己曾在文化大革命时受过冲击，在内心就产生了各种顾虑。经过了打击，她也貌7b识到：她几年来所接受的理论不能兑现，并不是照她所理想的那样美满。虽然她曾将多年积蓄的金银首饰和中华书局的股票等都上缴了，仍旧逃脱不了受冲击的怒涛。她和姐夫才逐渐明白了过来，以至有一天我写了字条请姐夫信靠耶稣时，他快快乐乐地接受了。可惜在他病危时，由于他的听力失丧，在他旁边又是老共产党员的儿子和媳妇，我就没有在他们面前与他一同祷告，这是我极大的亏欠。直到如今，我还感到十份内疚。

　　1975年前后，大姐为了我离开农场一事，曾写信到劳改局，请他们早日释放我回家。当劳改单位工作人员到她家里了解我的情况时，她乐意担保我的生活费用，希望我可以早日回家。

　　1982年，我曾到大姐家里住了一年有余；当我与来访的肢体交通祷告时，她也来一同参加，但是她不肯出声单独祈祷。她看见我从农场回家，又见外甥女忠慈的癌症得到神亲自医治以后，她的信心又恢复过来，也希望她的孙女悔改信主。然而当我请她开口祷告时，她仍然不敢开口祷告，因为里弄居民都知道她是共产党员。

　　想不到1984年的一天，大姐从坐椅上突然跌了下来，骨盆跌碎，整天只能躺在床上。几个月过去了，我请她回沪探亲的媳妇陪着她下床活动，她媳妇不同意，说她年纪大了，有佣人服侍，她自己不走动也无关紧要。

　　1985年，神预备了一位信主的姐妹侍候她，对她作了一些见证，于是她肯开口祷告感谢神了。可惜的是，这位信主的姐妹不能长久陪伴着她。

　　1986年，每次我去看访她时，她总是流泪，感觉到一切都是虚空。她最心爱的独生儿子不能在她身旁，她感到一个人十分孤单；又看见从小被她养大、像她掌上明珠的孙女，只顾自己吃喝玩乐，把大姐辛劳积蓄的钱财任意挥霍，从来不在她的身旁与她交谈，她的心因此非常伤痛。一天她与朋友谈话时，孙女在她房内将收音机开得很响，使她们的谈话受到搅扰，她心里越发难受。

　　然而，她在信靠主耶稣方面，非常清楚。一天，她叫孙女去通知一位信主的同学，请她去邀请牧师来家祷告。她孙女没有顺从她。

　　每次见姐妹们去访问她时，她总是非常高兴。凡是去看过她的人，都有把握地说：“大姐确实是个得救的人。”神的话确实是可信的──“义人(因为信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架上，又信他从死裹复活，就得称为义)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箴24:16)。《希伯来书》三章14节又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由于父神的怜悯、众肢体的代祷，大姐临终前的信仰仍旧是坚定的。荣耀归于赐恩的主！

　　可惜，她的孙女因为她夜晚小便频繁，就吩咐佣人每天给她服三粒安眠药，使她从早到晚睡眠，这样就不必时常帮助她小便。后来，她完全失去了抵抗力，又因暑天酷热，她忍受不住，结果脱离了痛苦的世界，脱离了这卑贱的身体，归回到天父的怀抱，永享安息！

　　我所伤心的是，她在世时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也没有引领罪人归主。虽然校方为她举行的追悼会非常隆重，去参加的人坐满了礼堂；不过在属灵方面来说，她没有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度(参彼后1:5-11)。这个损失是无法挽回、永不能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