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农场劳改

　　(一)仍是“反革命”

　　出监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那些偷窃犯、抢劫犯，贪污犯、投机犯和淫乱犯等期满都可以回家，就是政冶犯、地主、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等都要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那时神知道我为了前面的道路，偶而有些顾虑，他就对我说：“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48:14)。有了神的话，我就放心壮胆了。

　　1973年2月份起，每天阴雨连绵，直到3月14日我们的行李交到运输车上时，还在下蒙蒙细雨。哪知在3月15日清晨，多日不见的太阳突然大放光芒，似乎它在称颂神的伟大与得胜，又在庆贺我们出监的大喜事。那天出监的妇女共有11名，男青年很多。

　　由于多日下雨，路上显得特别洁净，空气份外新鲜。早晨6点钟，我们就坐了长途汽车出监。离开牢狱的时候，那些青年就像一群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麻雀获得了丰盛的粮食那样快乐。他们说着、唱着，多年被束缚在阴森可怕的牢房里，现在得到了释放。他们提高了嗓门，尽情歌唱欢欣，似乎来到了天堂的门口一样！

　　我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狂欢，但身上如同长了翅膀那样轻松。我想，凡获得释放的人，谁也不会留恋牢狱被捆绑的生活吧。车行了不久，就有人呕吐，陪同我们去的有监狱总负责人——工宣队队长、监房队长及医务人员。他们给我们各人服了一些仁丹，擦了一些清凉油。到了下午1点多钟就到了目的地——安徽白茅岭农场枫树岭分场。

　　众人从车上一下来，就静听公安局警察的报告。我们十一个人中，有两个要被遣送到宣城附近的农场；有两人不带“帽子”(无形的帽子)[注1]，其余七人都戴“帽子”——六人仍被称为“反革命”(我是其中之一)；一人仍被称为“地主”。这“帽子”就意味着还要接受群众的监督，说话行动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自由。队长叫我们七个人不要与别人讲话，即使别人要与我们讲话，我们应当告诉他们，自己是有“帽子”的。这样，我们必须随时留意，否则这“反革命”的帽子一直要戴下去。

　　一到农场，第二天就下雨了。在农场里最可怕的是下雨，因为那里的泥土遇到了水，粘性就很大。池塘里的河水也充满了从山上流下来的黄土，行路时套鞋经常要被泥土粘住，甚至拔不出来。我从上海带去的一双套鞋，本来是套在单鞋上穿的，那时没有单鞋可衬，只好套在脚上穿着行走。我的脚一踏下去，那胶水一般的泥土就将它粘住了。我几次从食堂买了饭菜回到生活室时，走到半路欲进不能，后退又不成。圣经上“凡事谢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可以不遵行吗？难道我可以因此自怜吗？发怨言吗？不，不能。天父既然引领我到了农场，我还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实行“凡事谢恩”。

　　在农场里的劳动，一般是采摘茶叶，或用锄头除草、挖沟、施肥等。到农场后第三天，组长发给我们每人一把锄头，要我们到茶田垄内去锄草。从来没有使用过锄头的我，就拿了一把比较轻的，后来才知道它是一把钝锄头。吃了九个月淡饭的我，哪有力气除净杂草呢？组长看了我的劳动成效，很不满意。我就告诉她，我身上浮肿，肾脏有病，没有力气锄草。她却凶狠狠地叫我返工重新去锄。后来回到生活室时，我就说：“人不是卖给他们的！为什么不让我回去，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呢？”

　　这句话有人汇报了队长。第二天，队长就更换了另一个组长，态度温和，要求不严，并且亲自来教我怎样使用锄头除草。队长又叫了一个善于汇报的人替我们买了些日用品及糖果等，使我们心情宽畅一些。

　　在安徽山区，盛夏炎热，烈日当空，暑气熏人。到了下午，人人口干舌燥，头昏脑胀。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用一只杯子盛了开水，放在一只提包里，带上茶出去湿湿嘴唇。哪知这件事被队长知道了，就发生了怀疑——以为我提包里藏着什么秘密呢！她就叫纠察员检查我的提包。纠察在我的提包里看了又看，没有看到别的东西，不过一只杯子而已。队长没有话可说，就问：“为什么不带瓶子呢？”我的回答是：“没有瓶子！”出监以前，我将所有的瓶瓶罐罐都送给留在监内的人使用了。

　　这件小事使我想到，属灵方面的头脑要清醒，随时儆醒，不住祷告，好像那些为了今世之事谨慎小心，提防、察看敌人的一举一动，不至因疏忽而上当受骗，以至受害无穷才对。

　　这种采摘茶叶的劳动，下雨天也要上山去采摘。人人必须采得快、采得多。由于我不习惯行走山路，经常要摔跤，甚至在平地上走路也会跌跤。有时似乎不可能再从地上爬起来走回生活室去，可是想到这位引领我的神，时时与我同在，我一切重担也就消失，全身又有力了。

　　的确，在属灵的道路上，撒但时常利用灰心绝望、对神怀疑，或物质享受、世人恭维、虚浮名利，不法钱财、黄色小说、亲友情感等，使神的儿女不知不觉地失脚，陷在它的网罗中，以至神的尊名受到亏损，自己也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主啊！求你保守我，使我谨慎自守，儆醒祷告(彼前4:7)。

　　(二)救“戴”也救我

　　一天，小组里的人都走到八、九里路以外的茶田去除草，每人拿了一把锄头向前进行。由于我初到农场，人们对我不熟悉；我又有“反革命”的称号，吃饭时还要谢恩，小组里的人就不敢与我讲话。收工的时候，我就独自一人走回生活室去。

　　想不到，那天我真像一只迷路的亡羊，在山上走迷了路，从大山转到小山，从山顶转到山谷，走上走下，走来走去；走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能走回生活室。幸而那天有太阳，我就朝着太阳的方向，走着走着；走了好久，还是见不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一间民房。在这一片荒凉的山区忽然出现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我要给他一点钱，请他领我到生活室附近的茶厂去。谁知他见了我，非常害怕，赶快逃到山谷去了。我就跟着他的方向走去，后来就看见一个年约二、三十岁的妇女，独自站在一间除了一张床与一张桌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小屋内。我问她到茶厂的路怎样走，她也不指点给我看，也不领我的路，只说：“那边，那边。”说完就不理睬我了。我从她小屋走了出来，依旧不知道出路；既看不见人，又听不到声音，我只能继续向前走去。

　　在前进的路上，我想起了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先生在浙江石门湾的一段事：戴德生为了行医传道，需要一些药物，就从汕头到宁波去，向友人取药。走到半路，在石门湾附近的镇上，他的行李被佣人窃走，留下他一个人独自行路。可怜的戴德生为了寻找佣人和行李，走过了许多大街小巷，受尽了挫折困苦：黑夜被寒冷侵袭，没有住宿之处；白日太阳炎热，没有休息之所。他经过了三、四天的追寻，双脚酸痛，脚底起泡，头晕脑胀，筋疲力尽，他终于昏厥了过去，倒在河边的草滩上，完全不省人事。当他苏醒过来时，只听见人们的说话声——有许多人围在他的身旁。后来奇妙的神为他预备了一条到上海去的邮船，他才蒙救到达了上海。

　　那时，我就与神讲理了——我对父神说：“父啊！你救了戴德生，你不救我吗？你让我死在这里，对于你的大名有什么益处呢？你有什么荣耀呢？你是戴德生的神，不也是我的神吗？你救了戴德生，求你也拯救我。你既然领我从监狱出来，难道你是要我死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区吗？如果在这里被豺狼野兽吞噬还可以，若是受到坏人的陷害怎么办呢？”

　　我一边走，一边内心发出恳切的呼声，祈求天父领我回到生活室去。这时，圣灵感动我大声喊叫“老爸爸！老爸爸！”我就呼喊着：“老爸爸！老爸爸！”主是否没有听见呢！听见了。但他没有立刻救我；他要试炼我的信心。又过了一会儿，这位满有慈爱的恩主果然藉着一位农民来拯救我了。

　　我突然抬头一看，就看见距离我约有三、四百公尺的水稻田里，有一位老农民站了起来，对我说话。他原来在水稻田里干活，听见了喊声，就站了起来，四周观看。他看到是个老太婆(我当时60多岁)，戴了一副破眼镜(当地农民都不戴眼镜)，而且有一边眼镜的玻璃片上还贴了橡皮膏，看起来真有些怪呢。老农民用惊奇的眼光对着我看，他可能在想：“这样的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的眼镜是怎么破的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室里没有台子，一切东西都放在床上。天下雨，室内十分黑暗，我一不当心，就把眼镜片弄破了。我年轻时起就近视，做事、走路等都不能不戴眼镜，可是农场又没有配眼镜的商店。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用橡皮膏贴住破碎之处。虽然难看，却仍然可以使用。

　　这位老农民就问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等等。问完了，他就将我要去的路线告诉了我。他叫我从山顶上走下来，再从水稻田埂走过去。感谢主！幸亏我手里有一把锄头，可以拿它当作拐杖使用。这样从山顶上走下来时，还可以用锄头支撑着。到了田埂，他又叫我从田埂走到对面的小山上去。

　　我照着他指明的方向往前走去。那时我的情景活像一个受了伤的士兵。当我还没有走到目的地时，忽然走来了一个恶狠狠的壮年男子。他站在我旁边，目光炯炯，凶狠狠地盯着我看。这时我内心又有一些紧张，但是仍旧专心依靠着我的救主，默默地祈求他使我不遭遇意外，能平安地过去。果然在神的保护下，我就这样不慌不忙地从他身旁走过，一直走到大路上。赞美主！一走出山地，就看到了茶厂。我走到生活室时，大家已经吃过晚饭，准备学习了。全能的神在1856年救了戴德生，在1973年也救了我，因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有一天夜里，我从会场内回到生活室时，又遇到相仿的危险。因为我的视力很差，从开会地点回到生活室有很长一段路程，而且路径不熟，几乎跌进了水塘。那时许多青年人都已上床睡觉，路上一片漆黑，生活室的电灯早已熄灭了。我一个人，没有电筒，只能摸黑地向前行进。后来走到了一个池塘旁边，隐约看见亮晶晶的一片，我想它是池塘，就不从那里走过去。幸而看顾我的神使我没有落到水里去。主的手一直搀扶着我，引领我平安地回到了生活室。到了生活室，由于所有的人都睡在一张统铺上，又怕摸错了床位，睡到别人的铺位上，以至惹人大叫大闹，于是我继续内心仰望神的引领。感谢神，他使我摸着了自己的铺位。

　　在人看为无路可走的困难中，他始终凭着他莫大的慈爱和权能，照着他丰富的恩典和智慧，引领我经过了曲折坎坷、凶恶危险的途径，平安稳妥地回到安息的所在！

　　(三)在生产队里

　　在生产队里，我又遇到了从前在上海市监狱的小组记录员沈文佩，就是在出监组想要离婚而改变了主意的人。她是在我以后来农场的。由于她丈夫在西南工作，两人相离太远，丈夫不能多写信给她，她又想与丈夫离婚了。为了这件事，她又来与我洽商。我告诉她，一个破裂的家庭对孩子是很痛苦的，我劝她必须暂时忍耐。过了几个月，她又遇到了困难，怕自己再戴上“坏份子”的帽子；她就利用采茶叶的时候，偷偷地将她的思想告诉了我。我就对她作了见证，叫她将一切重担交托在天父手里，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了她。圣灵动了工，使她乐意接受这些话。

　　她平反后，与丈夫特地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看我。后来她与丈夫一同在西南工作。有一天，她写给我一封信，信内提到：“说实在话，自从1968年认识您开始，我就一直欣赏您为人的正直。您的慈祥又待人宽容的厚德，常常感动我。请相信这是我的真话。……真想不到您我还有这美好的光景，我相信这是神的力量，也是主耶稣的保佑。……”感谢天父，一个在物质上现在没有缺少，本来不信主的知识分子，能写出这样的话来，这实在是主自己做的工作。

　　现在要说到在生产队里的生活和劳动了。队里有1000多亩茶田，有200多人参加劳动，除了少数人在水稻田与伙房里工作外，其他人都在茶田劳动。队里有一个食堂，可惜在食堂劳动的人时常贪污。每个劳动的人白天采茶，夜晚学习。

　　在茶田里采摘茶叶的时候，由于神的同在，使我每天可以听到各种雀鸟的歌声：鸽子咕哝，燕子呢喃，麻雀嘎吱。它们似乎都在唱着“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有的雀鸟无论白天、黑夜都在叫着“哼唷！哼唷！”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就使我想到圣经上说，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他们确实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8:21)。除此以外，晚上还可以听到稻田间青蛙的歌声，似乎它们在大合唱，歌颂造物者的权能和智慧。更引人入胜的是有一种鸟儿的歌声非常动人，清脆悦耳，曲调离奇。唱完一句，接着还唱一句副歌。听到这歌声时，我似乎已到了天上的音乐院，好像有天使用各种不同的乐器在演奏交响乐一般。在清晨百鸟争鸣的时候，我也很自然地哼着赞美诗歌。

　　然而，比这一切更动人的音乐，就是我的良人对我说话的微声。这时我手里虽然忙着采摘茶叶，耳朵听着鸟儿歌唱，内心却在崇拜着我所敬爱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的救世主。有几次甚至忘记自己在哪里了。到了午膳时间，我一个人还在田里采茶，看守茶田的值勤人员来催促时，才知道已到午膳时间，应该回到生活室去了。

　　我们采茶有一定的指标。遇到黑云密布，雷声隆隆，电光闪烁，蛇蝎活跃，大雨滂沱时，我们这些老的、青年的妇女为了要完成指标，不得不还在山上采茶。大家你追我赶，分秒必争地向着一个目标进行——采到所预定的数字为止。下雨天茶叶既嫩又重，茶树生长迅速。我的双脚无力，两手的无名指弯了下去，不能自动，必须用另一只手拉它才能伸直；然而我仍不能落后，用拐杖撑着走路。身上穿着一件塑料雨衣，里衣因水蒸气都湿透了。肩上背着茶篓，在泥泞的山路上向前蹒跚地前进。

　　偶而，我们也遇到意外的喜事：深绿色的茶树丛中藏着天蓝色的鸟蛋，真可爱极了！当然这一切都比不上我的良人时时与我同在的快乐；我心灵的甘甜和喜乐不是属地的物质和世人所能换得的。

　　有“帽子”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等人——假日还要受监督劳动2小时。除此以外，还要与其他的青年一同去挖洞种树。安徽的土质非常坚硬，人们称它为铁板土。种一棵大树必须要挖几尺深的洞，否则是无法栽种的。挖好洞以后，还要从别处去挖一棵大树种在里面，这样就要花很多力气。这项工作不是像我这样体弱的老年人所能胜任的。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他亲自感动了一位男青年，替我挖好了洞；后来又感动一位女青年，替我挖了一棵大树种在洞里。从这件事上，又看见主为我安排得十分周到。我有什么理由不爱主呢？我若不爱主，真是可咒可诅！(林前16:22)

　　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中，采茶的指标还不断提高，甚至连休息日也要去采茶。平时饭吃不饱，被食堂职工揩油了；劳动时间又长又累，以至我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直到突然发高热，头昏脑胀，房子似乎在摇幌，双脚无力，热度高达摄氏40度。那时，我只能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不能行动了。生活室的人看见我病倒了，立刻去叫医务员来量热度。诊断以后，说是疟疾病，于是打针服药，总算退了烧，可是全身筋骨酸痛，胃口不开，而且感觉自己好像快要死了。那时主又对我说：“你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诗118:17)；主的话加给了我无限的力量。

　　然而，我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又坚持信仰基督，所以医务员为了讨队长的欢喜，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就不肯给我开病假条。她只开病假条给那些与她有交情的人。想不到神怜悯我，藉着其他小组的人与她私人有了意见，就将她不公正的作法在小组学习会上提了出来，医务员受到众人的批评。又因队长将我从“生产人员”改为“残老人员”，她就不能不开病假给我了。

　　残老人员生病时可以随时请假休息，经济收入比生产人员少几块钱。出去劳动的人，每月可以拿到12元的饭菜票，另外还有2.5到4元的零用钱——这零用钱要看平时的劳动态度及队长的意见而定。假使完全不参加劳动，队长只发2元的零用钱，饭票发11元。我被评为残老后，每月收入的零用钱是3.5元，饭菜票只供票证，不能拿现钱。我觉得“什一奉献”，是应当将伙食费算在里面，于是我就从3.5元内取出1.6元奉献归主，余下的1.9元我就用来买草纸、肥皂等日用品。

　　一次，生活室的人向我借了一些钱，我自己只剩下几分钱了。正好有个小贩来卖柿子，一角钱可以买三只。有人想，这是难得的机会，就主动替我买了一角钱的柿子。那时我的肾脏不好，应该吃些柿子，它对小便有利。可是我所有的钱只有几分，我绝对不能向人借钱，也不能向人要债，因为主曾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箴19:17)。主耶稣又说：“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6:35)。所以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别人代我买的柿子。财务是非常重要的事；有些传道人和信徒在这方面亏欠了主的荣耀。我岂能有一点小的破口，渐渐地成了习惯，以至重蹈他们的覆辙呢？不，不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力，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基督的门徒，我的身体是属于他的。我不能为了肉体而违背主的命令。最后，主使我在这件事上得胜了。

　　队长批准我为残老以后，劳动强度减少了。队长经常分派我一个人上山顶去除草。那时圣灵感动我唱宋尚节博士教过的一首诗：

        主啊，我信！主啊，我信！
        求主增我信心，使我有能力移山岭。
        主啊，我信！主啊，我信！
        我之疑惑心，尽埋深泉井。

　　我一面铲草，一面歌颂。有时在炎热灼肤的阳光下，我就走到池边去洗洗脸。那时我真体会到我所相信的这位主如同活水一样，能使我的心灵苏醒起来。

　　有时在水牛翻耕了茶垄后，有大块的泥土被翻倒压在茶树枝上。当我看见一些树枝上被重大的泥块压着，我真舍不得，就赶快将树枝从泥块下拉出来，同时从内心祷告说：“主啊！我爱惜这些被泥块压得不能自拔的茶枝，我将它们从大块的泥土中拉出来。我相信你不会不爱惜我的，但愿你也将我释放出来，使我可以得自由。我相信你有大能大力，能将我从束缚中拯救出来，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是我经常的祈祷。

　　的确，垂听乌鸦之雏哀声的神，他也听了我的哀声。有一次我正在茶树根上拔去杂草时，内心感到不安，觉得不要用手去拔，应该用锄头去挖。我顺服了内心的感动，就使用锄头去挖。那时有一条虺蛇从茶树根部爬了出来，我幸而手中有锄头，就毫不惧怕地用锄头将它砍死了。在这件事上，神使我看到：只要专心依靠主，非但能得胜撒但的权势，而且能使大山变为平地。

　　有一天下午，雨下得很大，一条长而粗的大蛇正爬在我采摘茶叶的树枝上，蜿蜒曲折地蠕动着。起先我专心一意地采摘茶叶，没有注意到它；待我发觉时，这条大蛇正瞪着眼睛望着我。这时我就想到“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诗121:5)。在我想不到的时候，神亲自荫庇了我，不让毒蛇伤害我。我曾看见一个青年和两个老太被蛇咬伤：一个被咬在腿上，一个被咬在手上，另一个被咬在脚趾上。凡被毒蛇咬伤的人，都非常危险；经过及时的抢救与休养，才算平安无事。然而这位日夜看顾我的神，没有让我遭到毒蛇的伤害。

　　在农忙时，生产队的人都要到水稻田里去割稻，人人都要拿着电筒，在黎明以前一齐出发。当我走到有水沟的地方，无论如何跨不过去，又加上视力很差，跨沟越溪真是困难。然而靠着主，还是跟着别人一同去收割。为了避免稻谷裂开、收成受损失，必须天亮以前就去收割。那时候，我的任务是拾取遗落的稻穗。在拾取时，我就记起主耶稣家谱内的路得也拾过麦穗。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又乐滋滋了，于是我卖力地拾取遗落的穗子。当我遇到大风吹逼的时候，就赶紧跑到低洼之地休息。那时神使我想到我的主是我安息之所，在他那里风吹不到，人也搅扰不着，常有意外的平安，因为他作贫穷人的保障，作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作躲暴风之处，作避炎热的阴凉所(赛25:4)。

　　(四)“耶稣的女儿”

　　除了采茶以外，每晚有政冶学习。由于我饭前祝谢，生活室里就有人问我：“你饭前头晕吗？”我回答道：“我的身体很好，没有头晕。”她就不问下去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因为队里不容许传扬福音的。

　　后来，学习组长为了立功，就组织小组里的人对我进行批判。她们强调人活着乃是依靠劳动。我就用她们所唱歌曲的第二句歌词回答了她们：“万物生长靠太阳。”我又告诉她们，植物不是单靠劳动才能生长的。接着我就用造房子的比喻对她们传讲神的作为。我说，虽然我没有看见这草棚的建筑者，但我知道一定有人设计，有人建筑；它决不会自己拼凑成功或是跑到这里来的。照样，宇宙万物这样奇妙，必定有一位创造者。这是我信神的原因之一。

　　小组长看见组内的人不能说服我，就去请了全队的总负责人——指导员——到生活室来向我进行批判。当她听见我说到神的创造时，就问我道：“你这人是从哪里来的？”我即刻回答道：“我是父母生的，但是第一个人(我用手指表示)是神创造的。”

　　她见我非但不服从，反而见证神的创造，就从别的小组去召来了一个放弃信仰的传道人来批判我。这人进来以后，不提信仰，只提学习《毛选》。指导员看见无济于事，就离开我们的生活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临走时，她嘱咐大家：“你们都要对她进行监督。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她祷告，就要批判，不许她这样做。”事后，她们也就不管我了。

　　一天下雨，这位指导员走到我采茶叶的地方摘了一大把茶叶给我。另有一次，她走过来问我：“你喝不喝茶？”她的意思是想藉此来教育我，暗示“喝茶的人，却不认识茶树，也不会采茶叶。”可是实际上我不喝茶。我就告诉她厨房里有茶，我却不要喝，我是喝开水的。她见我不爱喝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走到别处去了。

　　由于每天忙着劳动，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到了1973年年底总结时，有一位男队长坐着听我们小组一个个的评论。那时，生活室里有一个姓潘的人向我提问：“你爱毛主席，还是爱上帝？”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爱上帝。”

　　回答后，大家都寂静无声。那位男队长非常作难，他就说到了一位工程师的事。他说：“总场有个美国留学的水电工程师，他在上海的工资每月有人民币1000多元，到了总场只有70多元。他确实有本领；有关电的故障他不必去看，单凭所听的报告，他就能知道什么地方有了问题。初到总场时，他总是用手在眼睛上一摸。人们不知道他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饭前祷告。但是日子久了，人们看不见他这样做了，因为他的思想有了转变。”

　　接着他说：“有的人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

　　我就回答道：“能去见上帝是件好事，可惜有许多人还见不到上帝呢！”

　　第二天清早，管理我们思想的队长走到生活室来了。她一进门，就对一个姓赵的青年说：“你知道潘某某昨晚的话是不对的，你为什么还要写出来呢？为什么还要重复一遍？”她又对那姓潘的说：“你知道她吗？别人不问她，她还要传！你问她一下，正好给她机会传了。”

　　末了，她问我道：“你的信仰是世袭的吗？”

　　我回答她道：“我不是世袭的，是我自己相信的。”

　　她又问：“你父亲不是相信的吗？”

　　我说：“我父亲的信仰是马马虎虎的；他糊里糊涂信的。我与他信的不同；我的信仰是自己十分清楚的。”

　　她听了以后，就从我们的生活室走出去了。想不到月底在评论潘某某的工资时，由于她在总结时问了我“你爱毛主席还是爱上帝？”的话，就被扣除了2元工资。那时我的工资是最低的一级，每月连饭费在内共16元9角(约合当时美币8元4角)。她的工资原来是每月22元9角(约合美币11元4角)，可惜她为了我的缘故，工资被扣除了2元。这个损失对她来说是很大的，因为在农场里，1角钱都看为很要紧的事，何况2元呢！一般人膳费要吃到10余元，她们还要买日用品、零食，她还要抽香烟。我的收入是最低的一级，不能再扣除了，所以我的收入没有改变。

　　这一件事很快传到别的小组，全队的人都议论纷纷地传讲它。队里不论发生了任何事情，甚至一点极小的事，全队几百人都会立即知道的。他们在学习时没有什么可以讨论，就将其他小组里所发生的事，当作新闻来议论。那些人听到了我的情况，就以“耶稣”作为我的别名了。

　　有人见了我就叫“老耶稣”，有人叫我“耶稣阿姨”，也有人叫我“耶稣的女儿”。有的人叫我是出于讽刺，有的人出于尊重，多数人不明白真理。我不管他们的用意怎样，我一概欢喜快乐地回答他们。我告诉他们，我是耶稣的学生，不是耶稣，也不是耶稣的女儿——耶稣是没有女儿的；一切信主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

　　有人听见我这样说，就以为我“自命不凡”——自以为高尚的人。

　　一天夜里，从会场出来的时候，有个青年当面问我：“‘耶稣’，‘耶稣’，你怎么长得这样难看？”

　　我就笑嘻嘻地回答道：“我幸亏长得难看，否则我犯的罪还要多呢！”

　　想不到几年以后，我从残老队(我在1975年2月初调到残老队)走到这青年的生产队去看熟人时，她第一个为我打抱不平。她见了我就说：“‘耶稣’，我以为你早已离场了。像你这样的人，应该早就回去！宗教信仰自由，你应当赶快向法院申诉。”从她所说的话里，使我知道她已明白我在农场改造是为了主的福音，而不是因为自己犯了见不得人的罪恶。但愿荣耀归于这位行事奇妙的主！

　　在集体生活室里，不像有家庭的人那样自由，每天生活不能像他们那样舒适。每逢过年过节，有家庭的人可以分配到一些荤菜，又可以不受到其他人的监视，所以有人对我说：“‘耶稣’，我替你在军天湖农场(男队农场，那里比我们队里的生活条件优越，所以女队的人都想在那边找对象)介绍一位男朋友——像你一样未曾结过婚的人。”

　　这事被我立刻拒绝。我青年时，愿意单身奉献为主所用；进监狱时，我感谢主，没有儿女因我受到牵连，我可以专心事奉主。现在属灵战争这样凶猛，我难道可以去寻求安逸么？不，不能，千万个不能！对于青年人，没有神特别的引领和旨意，最好结婚，免得给撒但留地步。能以基督为首的家庭是主的美好见证，而且有许多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是由于父母的敬虔爱主。但是对于我，年轻时候愿意为主不结婚，难道现在年纪大了，还要有一个对象使自己肉体有享受吗？我认为没有必要。我的一生能奉献给主，并不是苦恼，而是无上的幸福，是神给我的特别恩赐和权利。感谢主，由于他的信实，不让我在男女的事上得罪他，这是他的保守，是他的能力。

　　许多有家庭的老人，为了儿女结婚，从自己的大房间搬出，让儿女使用[注2]。儿女要父母的房屋时，对父母百般孝顺；待目的达到了，就恶待父母。除了极少数爱主的家庭中儿女尊敬父母以外，许多基督徒家庭的儿女也不孝敬长辈。那许多不信耶稣的家庭，更不用说了。我们国家向来小辈孝敬长辈，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情况就大大不同，甚至有人称没有工作的父母为“废品”。找对象时要问对方“你家里有废品吗？”有许多做长辈的人，觉得没有儿女的人反而比他们更有福乐。

　　对我来说，这是实在的。靠着我的父神，我的救主耶稣，我确实是大有福分的人。我虽什么都没有，祂却是我的所有。我与祂联合，祂是我的，我是祂的。我有圣灵在我里面，心里满有喜乐平安。所以有人要替我介绍对象的时候，我坚决不愿意接受，因为我所有的主，比千万人更美好、更永久、更可爱、更宝贵！

注1 　　“帽子”比喻罪名。凡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右派”和“坏分子”等帽子的人，一概要受到群众或明或暗的监督，不容许他们任意说话或行动。——参《现代汉语辞典>

注2 　　那时大陆大城市(如上海)几十年(1949-1979)没有造民房，市民居住条件极差：拥挤不堪，三代同室(用被单隔开)是很普通的事；把大房间让给子女结婚也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