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极大的变化

　　(一) 决意不逃跑

　　1948年冬，在一个寂静漆黑的深夜，我忽然被“铃──铃──铃──”的声音惊醒了，留神一听，发觉这是电话铃声。拿起了话筒，方才晓得这是主内姐妹朱备德夫人请她千金打来的。她告诉我，当晚他们就要离开上海。朱夫人不是刚与我从美国一同回国的吗？怎么忽然又急于奔跑了呢？

　　原来那时政治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她已包下一架飞机，预备带着所有的儿女、外孙等从上海飞到福建厦门去，所以特地打电话来向我道别。

　　急急逃奔的消息来得那么迅速、突然，我听了以后，一时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才好。由于时已夜深人静，不方便找交通工具，不能去为他们送行，只得就此分离了。

　　在那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上海市场内满地摊摆着美援的剩余物资及罐头食品，到处都有美钞买卖、银元兑换(俗称大头、小头)，纸币价值陡降，如同潮水下流，无法可阻。于是家家户户争购米、油、煤、杂货、布匹、毛线……，大家都要以货物保存币值。人人心慌意乱，处处谣传众多。凡能逃奔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购买船票，向着台湾、香港方面奔跑，一艘艘的巨轮驶离上海。最后驶出的是一艘名叫“太平号”的轮船，可能因超重的缘故，不幸中途忽然沉没。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船上的乘客、黄金、财宝和物品等，全都葬身鱼腹。那时候，曾有从上海往香港的飞机，将到达机场时，忽然坠毁。虽然如此，仍有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带着眷属迫不及待地逃到台湾、香港，也有年轻人将儿女或父母撇下，独自逃奔出去的。辛酸的眼泪到处可见，狼狈的情景随时映出，悲叹的哀声随处可闻，不幸的消息频频传来。然而，也有一部份抱着希望等待局势改变、幸福之日即将来临的人。

　　1949年春，许多人还在设法逃跑的时候，一日，忽然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接着又说“电报”二字。“电报”？哪里来的电报？是谁打来的？出了什么事？“赶快离开，速来厦门”──这是电报的内容。我去厦门吗？这些孤儿怎么办呢？将近60个孤儿要送到哪里去呢！不，我不能去。这电报是朱夫人打来的，但我只能谢绝她。过了不久，电报又来了。时局越来越紧张时，又收到她第三次打来的电报，仍旧催我赶紧离开上海。末后又收到她的一封信，里面附着她写给中国银行高级职员的一封函件，请他为我与四个较大的孩子安排船位。她还告诉我：日后我与四个大孩子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她负责。

　　于是，我拿着信件，一个人独自去求问神。我跪在主前，求他指示我当行的路。后来在内心里觉得，我依靠的对象不应当是个财主，而应当是永活的真神。于是我写信又谢绝了她，我认为不能撇下58名孤儿独自带着四个孩子逃跑，因此决意不去厦门。

　　以后，我的右腹经常隐痛，经过检查，才知道是盲肠炎，必须开刀。谁知刚进医院的第二天，孤儿院就转来一张纸条，是我以前的老师吴慈女士(Miss M. Woods)写给我的。她是新西兰人，未曾结婚，年轻时就奉献给主，到中国来教书。后来神呼召她专心传福音，在一群臭气熏鼻、污秽不堪的贫苦儿童中间传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杭州的宣教士除了一位内地会的老年牧师与一位浸信会的中年男教师以外，她是唯一的中年妇女。她独自在杭州设立了几处难民所，单身一人坐着三轮车各处去寻找在危难中的青年女子，接她们来到难民所，免费供应她们膳宿。她一个人前后救出数以千计的难民，使她们免受日军的糟蹋蹂躏。她个人的生活非常艰苦，将节省下来的钱财帮助贫困的女子求学。她也非常疼爱患病儿童，自己连一只鸡蛋都舍不得吃，一定要让给营养不良的幼儿吃。

　　她经常工作到深夜，次日清早又竭力工作。我在中学读书时，一次膝盖上生了一个难以治疗的毒疮，不能走路。她每日到教室来抱我到卫生室去洗疮敷药。当我在她设立的难民所工作时，她自己不喝牛奶，却将牛奶省给我喝。她为了传扬主的救恩，使穷乡僻壤的人们也能听到福音，时常翻山越岭，不避艰苦，甚至一些青年男子都不能做到的事，她都能去做。这次她要离开中国，我是何等希望、多么乐意想与她当面惜别，可是我偏偏躺在医院里准备第二天接受开刀手术。

　　手术以后，遇到一位邱老太太，中午她特地为我烹调了细面和鲜鱼，送到病房给我进补。原来我与她素不相识，可是在我动手术以后，她却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主持医生邱少陵不收取我的手术费用，邱美珍医生又为我预备了幽雅的病房，身心愉快；我只住了七天就出院了，可惜的是我出院以后吴慈老师已经回国，见不到面了。我深深知道：她离开中国时一定带着沉重的心情，如同慈母舍不得离开自己生养的儿女一样。她必须离开中国，不是因为心有所惧，也不是自己想要逃跑，而是因为不能得到继续居住与工作的许可，才被迫离开的。虽然如此，我并没有因着吴慈先生被迫离开中国而动摇我留下的信心和决心。

　　(二) 神能拯救你──凭信心留下

　　前面提到我决定不到厦门去。以后，神给我一句话：“Our God is able to deliver thee”──“我们的神能拯救你”。果然，父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为我成全了。在国内炮火弥漫时，神带领我们平安度过，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而且还可以帮助在患难中的同道。

　　1949年5月国家政权改变以后，我与内地会一位宣教士邓普华师母(Mrs. G. Dunm)谈论到他们的去向。那时她的回答是：“神的精兵应当在战场的前线”，这表示他们不打算离开中国。那时候，有三位刚从美国与加拿大来的宣教士──陆理顺牧师(Rev. Donald Rulison)、缪学理牧师(Rev. Wesley Milne)以及魏宝成牧师(Rev. Frank C. Wuest)每主日轮流带领孤儿们查经，接着领导成人礼拜。后来，当他们明白了中国政府不同意他们继续事奉，必须离开中国时，他们只能结束一切事工。当时他们见到我身体的需要，就邀请我到Rev. L. Lyall的家中休息了一周。非但如此，在圣诞节还送给我一本金边皮面的新旧约串珠圣经，也赠送给每个孩子各人一本新旧约圣经。他们又请我们全体师生在他们的食堂饱餐了面条，自己却站在旁边侍候我们。吃完以后，又留全体师生在他们的园内玩耍。这件事隔了几十年以后，有的孤儿还向我追忆那时的欢乐状况。

　　当我与他们分离的时候，内地会华人秘书彭先生问我：“你打算怎样？我们都打算离开上海往香港去。”那时，我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记得我回国以后，赵世光牧师曾经问我：“你要不要到南洋去工作？”那时我没有同意。

　　现在应当怎样行呢？许多名牧已经离去，宣教士们也被迫离开了。那些尚未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办呢？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应当留在国内。我又想到：戴德生先生是英国人，尚且这样热爱中国的人民，我难道可以在这么广大的土地、这么众多人口的工场上、传道人这样稀少时，我也离开这许多从来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群吗？牧人因着一只失落的羊，还肯撇下九十九只在圈内的羊去找寻它，我是否也当如此行呢？想到这里，我就在父神面前降服──只要主愿意，我留在国内，即使能领一个人归主，也是好的！只要他欢喜，我愿意完全顺服。

　　我就这样留下来了。留下在国内，事情比以前繁琐很多，加上我的身体虚弱，精力不够充沛，经常还要外出开会，于是我就要求董事会另请别人担任孤儿院院长之职，我自己就在院内做些杂务工作。当时有信徒要求我教授钢琴，我就抽空教导。那时孤儿院会议繁忙，应填表格络绎不绝，不但院内情况必须每月填写，所有图书都要检查，进出物资都要上报，几乎需要一位专职人员负责填表和外出开会。把宝贵时间都消耗在这些事务上，我的内心感到孤儿院的工作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就在那时候，房东女儿的全家从澳门搬回上海，急需房屋居住，院内又没有操场，孩子们一天天增加，极需活动场所；加之日渐长大的男女孩童同住一幢房屋，生活很不方便……。一系列的问题都陈列在眼前。那时曾有人向我提出建议，要我结束孤儿院，多做些传福音的工作。然而说时容易做时难，这些孤儿可以送到哪里去呢？怎样安置他们呢？这些困难神怎样来解救，那时候我完全莫明其妙！

　　(三) 与我主摔跤

　　在试炼重重的时候，撒但也藉着一些杂事来搅扰我的思想意念，夺取我内心的喜乐平安，浪费了我不少宝贵的时间。

　　记得1949年，我刚回国[注1]不久，有个叫潘成舟的中年人到孤儿院来见我。这人原来是随着赵世光牧师从乡下到上海灵粮堂来作文字工作的。1947年初，我与赵牧师为了灵粮中学迁用孤儿院院址一事曾有不同的看法，当时院址的房主也竭力反对中学的校风与信仰背道而驰，不同意学校使用孤儿院房屋。潘成舟非但不为这方面的事恳切祷告，反而从中挑拨离间。他写纸条告诉我赵牧师所说的一些闲话，而在他面前却是讨好奉承。这事被我暗中观察到了，我看出这人的诡诈。当我在加拿大读书时，潘成舟曾寄来了照片，以示友好。这次他来见我，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名，要我聘请他的妻子为孤儿院教师。他再三说：“这是神的旨意。”

　　其实这是撒但用来迷惑一些属神之人的方法，使一些有热心、有爱心而无圣经知识的人中了它的诡计。如果不靠圣灵慎思明辨，就在紧急、困苦或忙乱时受它的诱惑，落在它暗设的网罗之中而不自知，那时要再从它的网罗中逃跑出来，已是不可能的了。

　　当潘成舟口口声声用“神的旨意”、“神的启示”要我必须接纳他的妻子为教师时，我就回答道：“我刚从国外回来，这件事要得到代理院长的同意。”然而他还是强调说：“这是神的旨意。”我认为神的旨意不是单方面的；我们这方面没有神的启示，单凭他说妻子进孤儿院工作是神的旨意，我认为这就不是神的旨意，至少当时不能立刻请她进来。而且那时代理院长还在实际任职。

　　从这件事上，我认识到撒但多么容易叫人匆忙行事、听信别人的话，自己不寻求神的旨意，只是听信所谓“神的工人”，用鱼目混珠的方法来欺骗神的儿女，结果使神的工作受到亏损，他的尊名受到羞辱。

　　这个潘成舟似乎十分虔诚，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他的真相就暴露无遗了。中国有句俗语：“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这句话是不错的。潘成舟后来离开了灵粮堂到某某中学教书。由于校方掌权者有了变更，他就立刻向学生宣告：“人是猿猴变成的”，否定了神创造天地万物及创造人类始祖亚当的真理。

　　难道圣经真理能因着一些人的学说的攻击、反对、弃绝、破坏、污蔑而有所改变吗？不，不能！永远不可能！真理如同太阳一样；太阳可以暂时被乌云遮蔽，人们的眼睛可以暂时因此看不见太阳，但是这并不等于太阳没有了。

　　幸而没有让这人的妻子进入院内，否则她在儿童们中间所散布的虚谎，将无形的网罗套在儿童们头上，就要使他们受害无穷了。

　　然后，撒但又来藉着人工作，这次它所用的方法与以前有所不同。以前它完全装作光明的天使，现在它先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后来变为吼叫的狮子。在时间上，这次比以前多上许多倍。情况简单记在下面：

　　1951年，我们孤儿院除我以外，另有五位教师。其中一位是在南京中学毕业的青年，叫鲍友生。他于1949年夏季到上海来请求我们帮助他，给予读书与工作的机会。我一向认为，能帮助困苦人读书是应当的；所以一方面资助他在附近东吴大学读书，一方面安排他在孤儿院教书，每月工资与其他工作人员一样。

　　另外还有一位男教师，叫马德保。他大学毕业后，在鸿德堂教会担任一些义务工作，没有正式职位。我们也就请他来教书，同时管理男生的日常生活。后来他要离院他去，我们就开了欢送会。谁知过了几日，他又来说事情没有办成，不能离开，我们就仍旧让他留在院内。

　　因为他们二位和另一位女教师的生活不很富裕，需要补助，我打算将多余的毛线送给他们作为生活补助。可是这件事并未经过讨论，只是随口说了一声而已。谁知鲍友生和马德保认为时机已到，除了必须用毛线作为生活补助以外，还要全幢房屋以及院内一切家具、物资供他们随意使用。这件事的发生，无非是显露出他们藏在内心的自私和贪婪而已。平时看他们通情达理、关心教会、热心参加事奉，哪知到了个人有利可图之机，就大起贪心，想把自已的幸福建筑在孩子们的痛苦上。

　　任凭他们存这这种贪心吗？任凭他们损害儿童们的利益来肥己吗？任凭他们贪恋为神所用的物资吗？任凭他们不择手段用计谋诡诈来放纵他们的私欲吗？不！我不能做对不起神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房东的事，也不能做对不起那些为了爱主的缘故而支援我们孤儿院的信徒们的事，更不能让那些曾经流浪在街头、失去父母的孤儿们再次受到伤害，而我自己却逃之夭夭──这不是跟主脚踪的人所当有的行为。

　　起初，鲍、马二人假装用和善的方法与我协商；协商不通，他们就改变了面貌，凶相毕露地要挟我。对于这一些，我坚决不能容忍他们。生活上有困难，要求补助是可以的，但是不择手段要满足私人的欲望，是绝对不容许的。可是他们却非要得到了一定的利益才肯罢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神不是对我说过“神能拯救你”吗？他怎么拯救呢？用属血气的方法与他们争论吗？不，这是神不喜悦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那么怎样争战呢？到民政局去告他们的状吗？或是借着人的势力去压倒他们吗？不，这些行为都不是出于神的；而且基督徒之间的争执，去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就是羞辱神，也是得罪神的。我坚决不用这种方法。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就去与虹口灵粮堂的王牧师洽商，请他用真道帮助他们，可是他不表明态度。这样我就没有别的办法来对待他们。

　　难道静坐不动吗？不，我就用两只膝盖凭信心跪在施恩座前──就像雅各在雅博河渡口抓住了神一样。他不拯救，他不解决，我就不让他走。

　　那时，鲍友生和马德保就施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挑拨孩子们与我的关系。然而他们无论怎样煽动，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拯救，也就是神的得胜。他们从各方面寻找破口，甚至最后还检查我的一切物件。他们虽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仍然找不到什么可以作为他们要挟的把柄。院内的经济是由一个读中学的大孩子与一位女教师一同管理的，收据和图章也由他们保管；买菜是归另一个大孩子负责，一切收支完全公开。他们无论用什么计谋来使我退让，想使他们的目的可以得逞，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仍然完全落空。当他们背着我开会，煽动孩子们来反对我的时候，其中一个比他们来得早又是最年长的男孩就站起来，将他们说的话全部驳倒，结果受损失的不是我，反而是他们自己。<诗篇>第9篇15节说：“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非常合适。这些都是事后有人告诉我的(当时我在院外领会，并不知道他们开过会议)。

　　由此我更认识到，我的神确确实实是拯救我们的全能者；他是察看每个人心肠肺腑、公义、信实的主宰。他若不允许，无论怎样狡猾诡诈的人都终必失败；即使暂时似乎取得某些成就，但最后终必蒙羞。这是一条从创世以来永不改变的真理。有了这样一位主宰站在我的身旁，我可以完全放下心来。我只要用信心赞美、歌颂他就是了。虽然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们想尽方法使我惧怕，为要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然而这位独行奇事的耶和华仍旧拯救了我，甚至在轮到我领同工聚会时，神给我的诗歌是：

倚靠永远的膀臂 1=4/4
1. 何等大快乐，何等大快乐，
倚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哦，何等甜蜜，行走这天程，
倚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2.
我又何所惧？我又何所惊？
倚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何等深平安，何等大福气，
倚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3.
越走越光明，日日向前行，
倚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有福之平安，与我主亲近，
倚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副歌)
倚靠！倚靠！安定稳妥一无惊慌，
倚靠！倚靠！倚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在我尚被这两个利欲薰心者所包围、孤儿院的事还未得到解决的时候，我天天跪在天父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有时候我独自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到深夜一点多钟。

　　神曾说他是孤儿的父亲、寡妇的伸冤者。正在我仰望天父指示当行的道路、引导我怎样往前行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位董事的电话。他问我愿不愿意将孤儿院合并到江湾伯大尼孤儿院去？这件事正如同大卫被扫罗追迫到无路可走的时候，突然有使者请扫罗快快回去一样。伯大尼的院长与教导主任因为不希望一批流浪在街头的乞丐进到他们院内的缘故，所以竭力希望我们的孤儿院合并过去。他们知道我们有各种的物资，儿童们也都遵守院规，又有一定的文化教育程度，比街头的流浪儿童容易教导。而且我们还能照他们的要求──贴补每个孩子六个月的生活费用。

　　我听了这位董事打来的电话以后，即刻与其他几位董事洽商，他们都认为这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伯大尼有花园和操场，环境优美安静，可以供给男女孩童们活动。院舍宽大，男女宿舍完全分开；还有礼拜堂，每主日可以供他们崇拜主。那时我们孤儿院的房东写信来说，他愿意将二楼房屋给她女儿一家居住，三楼可以完全给我使用，一楼可以作为布道所。我就将这事交给董事会讨论。

　　在开会时，鲍友生和马德保仍用各种方法刁难，甚至使会议开到深夜。末了，有一位董事邀请他们第二天到凯福饭店去午餐，会议才告停止。午餐时，这两个人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向他要人民币一千元，当时合美金五百元。那位董事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所有的董事是不负任何经济责任的。他们如果内心有感动，就奉献钱财，但也可以完全不奉献。那时所有的董事都同意孤儿院合并。

　　对于鲍、马两位教师，董事们一概置之不理。有的董事惧怕自己受到牵连攻击，有的不敢过问，无能为力。剩下我一个人──一个极其软弱的人──我这无用的妇女，怎能应付这两个思想敏捷的青年男子呢？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做我所应当做的：一方面我将合并一事呈报民政局审批，另一方面我就为这两个人竭力祷告，深信神的拯救在他所定的时候，必会临到我们。

　　1951年11月7日神给我的话是：“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来，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们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赛49:25)。到了11月10日，我仍旧独自一人与神摔跤，一个人祷告到深夜一时半。那晚神给我的话是《诗篇》第116篇7节：“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到了1952年1月30日晚上，神又给我《诗篇》第89篇22节：“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感谢主，他不要我用血气来对付撒但和属血气的人，他只要我耐心专一等候他所定的时候和拯救。

　　春节过去不久，院里所有的孩子以及愿意随着孩子们到伯大尼孤儿院去工作的教师都一同合并过去；而鲍友生和马德保看看他们所打算的一切都成了泡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请了鸿德堂的曹牧师来与我洽商，要求发给他们每人三个月的薪金，又要求给他们各人一份离职证明书，证明他们离开孤儿院是因为不愿意参加合并，并不是为了不合理的行为。为了不羞辱主的尊名，同时鉴于我的反映对他们一生的名誉与前途大有关系，就决定以善胜恶，仍旧用爱心对待他们，于是我就照着他们所要求的实行。

　　大约过了两年多以后，马德保还特地来通知我有关他将要结婚的事，又告诉我他在东北工作，回家探亲时在路上遇到了洪水及其它种种困难。我听了以后，也不作任何表示。

　　孤儿院合并以后，有人叫我到教育单位去工作，但是我为了希望仍有机会事奉主，又不愿意自己的灵命因世务受到亏损，而且身体衰弱，就托故未去。有一位在上海福音书局工作的加拿大籍宣教士叫我到她的住处去居住，但是为了要帮助一些邻近初蒙主恩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仍旧应当留在原处。就是这样，神亲自拯救我脱离了种困境，又在原来的房屋里设立了布道所，使布道工作仍旧继续下去。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诗篇107:21)。

注1 　　我于1947年下半年到加拿大圣经学院读书──研究圣经与学习钢琴演奏；1948年冬回国。[详见《活的见证》一书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