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世纪末期的教会

一三OO——一五OO年

弟兄们给其它地方的影响——巴都亚的马尔西革流(MARSICLIO OF PADUA)——同业工会——建筑大教堂——市民和工会的抗议——科伦的华尔德(WALTER IN COLOGNE)——多马阿奎拿(THOMAS AQUINAS)和阿尔韦聿伯拉纠(ALVARUS PELAGlUS)——弟兄们的文献被毁——伊克哈尔特(ECKHART)——图勒尔(TAULER)——“九块石”——来自奥拔仑(OBERLAND)的“神之友”——逼迫复燃——记载众教会坚守信仰的史塔司堡文献——在塔尔(TEPL)发现的古卷——古时译成德文的新约圣经——狂热的盲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发明印刷术——新事物的发现——印刷圣经——柯列持(COLET)，锐赤林(REUCHLIN)——伊拉斯母(ERASMUS)与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平改革的希望——罗马教会的反抗——施道比次(STAUPITZ)发现路德(LUTHER)

瓦勒度派使徒们和弟兄们的见证，影响所及的范围，远超出他们生活工作的圈子，在十四世纪的上半期，他们给别的地方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

一三O二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下令，宣告人人都必须服从教皇，否则灵魂不能得救，从这命令演译出来的结论就是：除了教皇以外，神没有在世上赐下别的权柄。巴维利亚(BAVARIA)的勒威格(LUDWIG)皇帝率先提出抗议，结果教皇在巴维利亚大部份地区施行褫夺教权的禁令。

这次冲突的主要起因，是因为巴都亚(PADUA)的马尔西革流(MARSIGLIO)的论著。教皇宣称他是前所未有最恶毒的异端份子，但巴维利亚皇帝却信任他，保护他。他出生于巴都亚（一二七O年），在巴黎大学攻读，成绩超卓。一三二四年，他发表了“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PACIS)一文；在文中，他根据圣经，明显指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他说：今人以教会的牧师、主教、神甫和执事等，代表教会，这是与使徒的教导，大相违背。使徒所指的教会，就是全体信徒，因此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信徒，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林前1：1-2）。他又指出：人误用了这个名词，并不是出于疏忽，而是经过周密的考虑，认为有利于教士的特权，才故意加以歪曲；这样作，实在是给基督教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故意歪曲教会的意义，再加上误用的经文，就产生了整个教士统治的体系，违背了圣经和基督的命令，僭夺了属灵和属世的最高裁判权威。事实上，主教和神甫所享有的权力，应该是来自基督教会的，而一切教师或牧者，都没有强迫人顺服或惩戒人的权力。那么，谁有权力选立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呢？以使徒而言，基督是一切权柄的源头；以使徒的后继者而言，选立的权柄是在于使徒；使徒离世以后，选立的权柄就归到全体信徒身上。使徒行传所记载有关拣选司提反和腓利的经过，就是个例子。在使徒时期，尚且是教会才有这个权柄，何况在使徒离世后，岂不是更应该只有教会才有选立的权柄？

在大城市中，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多人参加了教会，尤其是各种工会或商会的会员。在意大利和法兰西，人称这些弟兄们为“织布者”，意思指他们多是手艺工人，连身任教师的也不过是织布者或制鞋匠，含行讥讽之意。这些行会势力颇大，在各国还有分会，分布极广，由葡萄牙以迄波希米亚，又由英格兰至西西里。工会各有精密的组织，彼此间的关系密切；组织不但是技术性的，也属宗教性的。在他们的活动中，读经和祷告都占了重要的地位。行会中势力最大的，首推石匠工会，会员包括各种建筑工人。这个工会的势力和重要性，由当时的无数大教堂、教堂、会堂和房屋建筑上的瑰丽雄伟，可以窥见一斑。这些华丽的建筑物，都是建于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使欧洲别具风格，迷人之处，无与伦比。在建筑大教堂时，工地盖起临时房屋，供工人住宿；在这些房子内，工人聚集，听师傅读圣经，而当时在其它的地方，如果人拥有圣经，可以招致杀身之祸。有好些与建筑行业毫无关系的人，例如妇女、店员和其它人士，只须付一笔微不足道的会费，甚至一罐蜜糖或一瓶酒，就可以加入成为会员。有时这种会员人数比工人会员更多，他们也乐得在工会荫庇下逃过迫害，而且又有机会听神的话。当时手艺品的精美，可以说是归功于辛勤耐劳的工人们内心里火热的灵性。

当时帝国大城市内的人民和工会，都支持勒威格皇，与教皇极力争辩。结果在教皇所施的褫夺教权的禁令下，大受磨折。一三三二年，有几个城市联名上书直里维斯的副主教，宣称在地上所有君王中，勒威格皇是最真诚随从基督的教训而活的，在信仰和谦和的态度上，也足为众统治者的模范。他们又说：“无论何时，我们都乐意坚定效忠祂，虽死不辞；我们愿意真诚的跟随祂，信服祂，以祂为我们真正的君王和顺理成章的主宰，不管是苦难、或环境改变，都不能使我们与祂疏离。”他们往下说的时候，又举出太阳和月亮，比喻教会和政府两者间的正常关系，世人因要得着地上的荣耀，不惜破坏这个正常关系，使他们痛心疾首。他们不承认教皇拥有无上的权威；他们甘心作个“穷苦的基督徒”，祈望人不再伤害基督教的信仰。

几百年来，史塔司堡和科伦是弟兄们的主要集中地，神的教会在那里极其兴旺，也影响到信徒生活圈子外的人。有一本编年史指出，在一三二二年，有一位名叫华尔特(WALTHER)的弟兄，从买音慈(MAINZ)来到科伦。编年史中记着说：“华尔特是弟兄中为首的，是个危险的异端倡导者，多年来隐匿起来，还引诱多人跟从他的谬误；后来他在科伦附近被捕，经法庭判决用火烧毙。他内心充满魔鬼，才干过人，但常犯错误，巧言善辩，信仰败坏，不论威迫利诱，甚至酷刑，都不能令他供出其它的同党。这个罗拉德党人华尔特，来自荷兰，不懂拉丁文，用德文写了不少有关他那错谬信仰的著作，还暗暗地把这些著述分送给那些受他勾引误入迷途的人。他不肯悔改，又不肯放弃信仰，一味维护自己的荒谬言论，结果他被扔入火中，只剩下一堆灰烬。”

多马阿奎拿(THOMAS AQUINAS)的著作，大有助于申张教皇的权威。他辩说：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基督，而教皇是代表基督，因此教皇亦理所当然地拥有这些权柄。阿尔韦聿伯拉纠(ALVARUS PELAGIUS)，是个西班牙籍的方济各会教士，也支持这个见解，他的著述亦备受推崇。他说：“人若以属灵的眼光看教皇，他就是神，不是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自由决定是非善恶；若有人怀疑这宇宙间的大能，等于是自取灭亡。教会最大的仇敌，是那些异端份子；他们不肯顺从。这些异端教徒在意大利和德国为数不少，在普罗旺斯，他们是称为‘伯赫人’和‘伯翰人’。有人称他们为‘弟兄’，或‘生活贫困者’，或‘使徒’。”他又接下去说：“使徒和伯赫人，都居无定所，上路时不带分文，不求乞，但又不作工。在他们的情况来说，这是最坏的现象，因为他们以前是建筑工人、石匠等。”另外一个作家（一三一七年）说：当时的异端在神甫和僧侣中，散播迅速，整个阿尔塞斯(ALSACE) 都充满了异端。

当时的人要消灭这些所谓异端书籍，可说是不遗余力。一三七四年，史塔司堡出了告示，谴责这些散播异端的出版物和作者，命令凡拥有这类书籍的市民，都得在十四天内将全部收藏交出来，否则要处死。一三六九年，查埋士四世指派几个裁判官，把平民或教士所交出来的书籍逐本检查，当时一般人都不准翻阅任何以德文写成的评论圣经的书籍，因为教廷恐怕他们会受伯赫人和伯翰人的异端所迷惑。

一三O七年，萨克森(SAXONY)的多明俄会副会长，正是著名的伊克哈尔特(ECKHART)。他在巴黎大学时，就已被人公认为当代最有学问的学者。他言论激进，结果使他丢了显贵的职位。但过了一段销声匿迹的时期后，他再度在史塔司堡出现。他讲道时那撼人心弦的能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听众跟随他。史塔司堡的伯赫人常常引用他的话，结果他也被指为异端份子，被迫迁往科伦，在该处传道多年，据说后来他在该地大主教面前以异端份子罪名受审判。后来案件转呈给教皇亲自处理，结果他被定罪，作品列为禁书。但他本人圣洁的生活和高尚的性格，继续留下深远的影响。苏所(SUSO)就是从他获悉平安的福音；还有，在科伦他认识了年轻的固勒尔(TAULER)，也给他引导和影响。

在巴维利亚王勒威格与教皇的争辩中，著名的多明俄教士图勒尔博士，勇敢地为国王辩护。图勒尔不但在史塔司堡吸引了大批信徒跟随他，备受爱戴推崇，同时在其它许多国家中，他的传道工作亦早已享誉载道。一三三八年褫夺教权的禁令实施后，大部份的教士都离开了史塔司堡，但图勒尔仍留在城中不走。当时的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中，使他有更多机会作工。他也走访其它落在同样难处中的地方，就如巴色(SASLE)和科伦。过了十年，史塔司堡的信徒备受折磨，图勒尔坚守本位，还与两位信徒合作，一同为这些备受痛苦惊吓的人服务。他们三人联名列出公开函件，为在禁令下煎熬的人民请命，指出基督既为众人死，教皇就没有权可以拦阻人进入救恩之门，这些人不过是不顺从他，只顺服那位真正的君王基督。函件公开以后，这三个人就被逐离开史塔司堡，他们移往邻近一间修道院继续写作，然后将这些公开信分发出去。以后图勒尔迁往科伦居住，在圣各陀勒(ST．GERTRUDE)教堂讲道，然后又有机会返回史塔司堡，最后死于该地，享年七十岁，死前患上痼疾，由他一位在修道院当修女的姊妹料理他。

在他的一生中，屡次被人指控为异端教徒；在自辩时，他说自己是属于“神之友”。他说：“这世界的王正在把野草杂种在玫瑰丛中，玫瑰都给挤住了不能生长，也有被杂草刺伤的。孩子们，你们必须逃避，或分别出来，不管是在修道院内还是在院外，都要分隔开来。神之友不过是要与世界之友有别，这一点事实，不能构成他们就是异端教徒的根据。”当人指斥他的教训是属伯赫派的时候，他就警告说：那些“在寒冷和沉睡中的人”，一心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那神圣教会所命令”要履行的一切，可是，“当他们完成了这一切以后，心里仍旧没有平安，一定要等到天父永生的道临到他们，叫他们里面更新，使他们成为新造，那时才会得着真正的平安。可惜他们没有这样的等侯，反而自欺欺人说：”我们属于一个神圣体系，有神圣的交通、祈祷、读经。“于是自以为平安无事。这些瞎眼的人，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和祂宝贵的血为寻常，也不为主结果子。孩子们，这是不行的，绝对不能如此。……当有人警告他们，指出他们身处的危机和他们所要面临的恐惧战兢时，他们就会反唇相讥说：“你们说话就像伯赫人一样。”他们竞如此反驳那些关心他们、要把正路指示他们的人。图勒尔又指斥那些教士自以为义，委实是“法利赛人”，是他们想毁坏“神之友”。耶稣会的会长（一五七六年）曾下令不许人阅读图勒尔的著述，而教皇西克斯都五世(SIXTUS)曾以这些禁书的索引为题发表讲章（一五九O年），图勒尔的著作中被天主教教会认为异端成份特别重的，统统给烧毁，其余的就全部给人加以修改。此外，有些书根本不是伊克哈尔特或图勒尔所写的，但都上在他们的帐上，因为当时对信徒普遍的迫害，许多书的真正作者都隐名埋姓。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书籍中，我们可以见到图勒尔对弟兄们和基督教会的深切关怀。

有一本书名叫《图勒尔悔改的经过》，通常附在图勒尔的讲章后面，该书流传甚广，但显然并非出自图勒尔手笔。书中内容记叙一位著名的传教神甫，从一位虔诚的平信徒得着指引而悔改归主，这书与另外一本影响当时信徒颇深、书名叫《九块石》的书，颇有关联，后者据说是苏所著的，但这版本是来自卢文密思允(RULMAN MERSWIN)的一份手抄稿。密思允是个有钱的史塔司堡市民，也是图勒尔最亲密的朋友。苏所把抄稿内一段删除了，以免引起罗马天主教会人士的怀疑；这段内容，正好是当时弟兄们意见的写照，大意是如下：“我告诉你们，你们求神施恩给可怜的基督教会，这是对的，因为好几百年以来，基督教会从来未有如今天这么可怜和堕落。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说：那些可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失丧的，那又不对了；我告诉你们：今天，一部份外邦人和犹太人得神的悦纳，还远胜于一些徒负基督徒的虚名而实际上违背基督真理的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不论在世上何处，他们的内心起码还有一点良善和敬畏鬼神的心；在他们的纯真和判别的理解力上，他们除了与生俱来的信仰外，并不知道别的，但当他们有机会获悉真正被神悦纳的信仰时，便会留心，而且乐意放下原来的认识，顺服神，甚至牺牲生命和财产，亦在所不计。我告诉你们，既然犹太人和外邦人能有如此真诚的表现，他们岂不该多得神的爱顾，胜于那些可恶的虚假的所谓基督徒吗？这些基督徒居然还受了水礼，行事却与神相违，明知故犯。”苏所还修改了另一段记载犹太人受迫害的原因，原文是说：他们受迫害，是因为基督徒的觊觎，但苏所把意思改为是出于犹太人的忌恨，这也正是一般读者较易接受的说法。

与图勒尔经常接触的许多敬畏神的人物中，最有趣的，莫如一位姓名已失传，外号叫作“来自奥拔仑的神之友”(FRIEND OF GOD FROM THE OBERLAND)。这人首先在一三四O年出现，当时他的身份是因逼迫而隐名埋姓的“使徒”中的一个，极具影响力，也大有权能，他能操意文与德文，曾往意大利与匈牙利探望弟兄。一三五O年左右，曾到访史塔司堡，两年后又重返该地探望，在该地邂逅卢文密思允，把《九块石》交他抄缮。一三五六年，巴色地震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会，指出唯有跟随基督，才可以胜过一切罪恶。此事以后，他和一些同道走到山上偏僻的地方住下，和各地的弟兄们以书信联络。“来自奥拔仑的神之友”，本来身居要职，但当他决心舍弃世界的时候，便放下自己一切所有的。他没有一下子就把钱财全部分给穷人，而是在一段时间内，把钱财当作是神所借贷的，将钱慢慢的酌量全部用在属神的事上。他一生独身不娶；他写信给卢文密思允在史塔司堡附近建立的“神之家”时，提到在山上数目不多的信徒，都是“纯朴良善、性情谦和的基督徒弟兄”，又说他们深信神快要行事，但在事情还隐而未显之前，他们要继续在山上住下来，但一旦事情显明，他们就要分散到基督教世界各个角落去。他请求信徒们为他们代祷，因为“神之友处境相当艰难。”谈论到信徒向世界死的功课时，他说：“我们的意思并非要人离开世界，转去修道，而是指人还要留在世界上，但心思和感觉却不要受朋友或地上荣华所吸引，因为如果是受吸引的话，他就只会求自己的事，求自己的荣耀，而不是求神的事，求神的荣耀。他必须放弃世界的荣华，并要在他一切所作的事上荣耀神，这正是神每天教导人的。若能如此，神在祂至圣的智慧中，必使他能明白。他有了这从上而来的智慧以后，在一个小时内他所能领会的教训，会远超过他往日在一整年中所知道的。”当密思允向他征询关乎使用钱财的态度时，他说：“把钱财周济穷人，不是比盖造修道院更好吗？”一三八年，有十三位“神之友”，在山上秘密集会，其中有一位来自米兰的弟兄；另一位来自日内瓦，原是个为基督的原故舍弃一切财产的富商；还有两位来自匈牙利。在聚会时，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就一起擘饼记念主，接着大家交通到日后如果再遭遇逼迫时，信徒应该如何应付的问题。交通完了，就把大家的领受通知在各地躲藏的“神之友”，例如史塔司堡的密思允和其它弟兄。最后他们分散到各地去。据所知的，他们后来都因着为主作见证的原故而遇害。

勒威格皇帝死后，查理士四世（一三四八年）登基，带来了对基督徒聚会政策的恶化。登基的新皇深受教皇和他的同党所影响，教廷因此乘机发起全力粉碎所有异己者。十四世纪上半期，教会极其兴旺，许多平素与教会无关的人，都深受基督教训所吸引，但到了十四世纪下半期，火一般的试炼就临到基督教会。教廷派去国内各地的裁判官日益增加，而查埋士皇帝则尽量给予教皇各种方便，欧洲大部份地区的人民饱受苦害，焚毙信徒的事件不断发生。一三九一年，在宠麦雷尼亚(POMEANIA)和伯兰顿堡(BRANDENBURG)的法庭，公审了四百名控以异端罪名的人；一三九三年，有二百八十名信徒，给关在奥斯堡的监牢中；一三九五年，在土林质亚(TURINGIA)、波希米亚和摩利维亚(MORAVIA)，有一千人据说“改信”天主教；同年，有三十六名信徒在买音慈被焚；一三九七年，在史太亚(STEIER)有一百名男女被烧死；两年后在诺伦堡又有六女一男被焚。瑞士城市的人也备受残害。就在此时，教皇波尼法修九世下令要用尽一切方法铲除异端遗害，他引述了一份报告，其中他所称为在德国的“亲爱的儿子裁判官”，形容那些自称为“贫苦弟兄”的伯赫人，罗拉德派(LOLLARDS)，雪威司特利安派(SCHWESTRIONEN)信徒，并说这些异端邪说受禁制已达一百年之久，还说在好几个地方，这些死硬派教徒几乎每年都有人被判处烧死。一三九五年，裁判官彼得皮世道夫夸说他已能镇压这些异教徒。当时许多信徒纷纷逃往波希米亚和英格兰。英格兰的威克里夫 (MYCLIFF)，和波希米亚的耶柔米(GEROME)与胡司的教训，正在这些国家内大受欢迎。

在史塔司堡存留了一份写于一四O四年的文献，虽是出于一位敌对基督徒的人的手笔，但文中引述了一位弟兄的话如下：“两百年来，我们的聚会相安无事，弟兄人数日增，在聚会时，出席的人数达七百余人。神为这些教会行了大事，但不久神的众仆人遭受到厉害的逼迫，到处被人驱逐、残害，直到如今。自从基督教会建立以来，真正信徒的数目，从未锐减得这么利害，甚至在某些国家，基督徒几乎绝迹。因为遭受逼迫的缘故，我们的弟兄有时被迫逃到海外，在某些地方曾经遇见其它弟兄，但因为言语不通，彼此无法交往，结果弟兄们只有返回原处。教会的情况兴衰不一，就如月球表面凹凸不平一般；有时圣徒人数加增，教会就兴旺；但有时又似乎衰落，甚至似乎完全消失。但如果在某一个地方教会消声匿迹的话，那我们准知道在别的地方，教会仍必存在；就算圣徒甚少，只要他们继续活着作美好的见证，他们就仍旧能维持属灵的交通，而让我们相信教会仍会再兴起，人数又必增加，力量也必更大。我们这聚会的创立者是基督，而我们教会的元首是神的儿子耶稣。”文件中指责有些弟兄破坏教会的合一，主张基督徒虽有好行为，还得要单凭信心获得救恩；又责备他们恶意批评奥古斯丁和耶柔米。这些弟兄们没有预先写好的祷文；祷告时，先由他们中间的长者领头，祈祷长短任随己意。他们又能背诵用自己文字所译成的圣经，聚会时就用自己的语言背诵出来。文中又列举当时弟兄们所信奉的七点基督教的真理：㈠三而一的真神；㈡神创造万物，包括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一切；㈢神赐下摩西的律法；㈣神叫祂的儿子成为人；㈤祂为自己拣选了没有玷污的教会；㈥祂复活；㈦祂必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塔尔(TEPL)，是在波麦华尔(POHMERWALD)丘陵地带附近的地方，久为受迫害的弟兄们藏身之处。在该地曾发现一本十四世纪残破的古卷，书中就出现上述七点真理，不过不是用拉丁文写的，是用德文。这书是弟兄们亲自抄缮的，显然是他们当中某一个人或好几个人所使用的。书中还将主日和其它日子所用的经文列明出来，从这些经文所见到的，他们并不遵守罗马天主教的节期，只有几个节期例外。书中又指出经常读经的重要性，又指出身为每家之主的父亲，就是他那一家的祭司。书中最主要的部份，是以德文翻出来的新约圣经；这个译本，与罗马教会所用的通俗拉丁文译本(VULGATE)，大不相同，反而接近印刷术发明以后教会所采用路德所翻译的德文译本，这译者看来深受这份十四世纪的抄稿所影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是深受这古抄本所影响的，就是接着一个世纪重浸派(ANABATISTS)和门诺派(MENNONITES)信徒所通用的那一本。

当时信徒们处于动荡不定的局势，又面临种种的迫害，因此有不少人落在狂热盲从的情绪中。有些自称为“自由的灵”的弟兄姊妹，以为自己的感觉就是圣灵的引导，就作出一些极其荒谬愚蠢的事；有些本性善良的信徒，厉行绝对的禁欲；又有弟兄因屡受逼迫而离世独居，以至观点渐渐狭隘，误解平等，误以无知为美德，而反对求知。

十五世纪中叶，发生了一连串大事，使欧洲顿然改观。

一四五三年，突厥人（即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知识份子纷纷逃往西方；他们饱受希腊文化的薰陶，带来了古希腊文学的珍贵典籍，都是在黑暗时期西方国家所早已淡忘的文化瑰宝。希腊文学的学者，不久便在意大利境内的大学讲授希腊文，正是开启这些文学宝藏的钥匙。研读希腊文之风，传到英国牛津大学，亦迅速传至其它大学，掀起了文学研究的热潮，结果带来了文艺复兴。希腊文新约圣经得以恢复原文并印刷面世，后果影响之大，远超过任何古典希腊文学研究所引发的发现。

同时，印刷术的发明，也助长了新知识的传播。早期印刷业就首先着手圣经的印刷。

此外，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新大陆；哥白尼(COPERNICUS)发现太阳系的运行。这些新事，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活动的领域。

无数信徒读新约圣经的结果，发现基督的教训和完全腐化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强烈对比。十五世纪末叶，印行的拉丁文圣经，共有九十八种完整的版本；至于抽印部份圣经的版本，数量更多。买音慈大主教重申禁止教会采用德文圣经，但十二年后，已经印刷面世的德文圣经版本，共有十二种版本之多，而荷兰文圣经版本，亦有四种版本；这些文字译成的圣经部份抽印版本，亦有不少。这些版本，都是以塔尔寺院内发现的新约古抄本为根据。

约翰柯列特(J0HNCOLET)是法罗棱斯(FLORNCE)的希腊文学者中之一，他后来在牛津大学讲授新约圣经；听他讲学的人，都承认他的灵命湛深。他摆脱了旧有的说法，将基督明显启示出来，又详细讲解保罗书信。有一个犹太人锐赫林(REUCHLIN)，同时亦在德国致力于复兴希伯来文研究的工作，贡献良多。

全欧洲从事学术研究和印刷的人中，最著名的，首推伊拉斯谟(ERASMUS)。他生于鹿特丹(ROTTERDAM)，幼年失怙，尝尽了生活的煎熬，但他富有天才，不久便为人所赏识，誉满士林，甚至受到宫廷人士所敬仰，自伦敦至罗马，无人不知道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印行希腊文新约圣经，附拉丁文新译，再加上大量的注解及释义，印行以后，出了多次版本，光是在法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就出售了十万本。人人可以亲自读到那把救恩带来地上的话语，直接认识基督和使徒们，不免就看清了那长时期以来压制他们的宗教专政与腐败，与神在基督里给人的启示，大异其趣。在注解中，伊拉斯谟对照圣经教训和罗马教会所行的，使人们针对教士的批评日益尖锐。这些注释对罗马教会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在说到那些行乞的僧侣时，伊拉斯谟说：“这些假装贫苦的可怜人，事实上是基督教世界内的恶覇。”说到主教，他就指他们“毁坏福音，……随意订造律法，专横管治平信徒，以自己的尺度评判是非。……他们不是传讲福音，而是坐在该亚法和行邪术的西门的座位上，任意妄为。”说到教士，他指出“当时教士人数众多，一大群一大群，有的成了世俗人，有些只不过是平凡人，但其中真诚者甚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至于教皇，他就说：“我目睹教皇犹流二世(GULIUS II)，……在凯旋的行列前头昂首阔步，好像他就是庞培(POMPEY)，或凯撒大帝(CAESAR)；圣彼得是以信德服人，不是靠刀枪、军队、或战术；圣彼得的后继者，若有圣彼得的精神，他也该可以像圣彼得一般，征服人心。”论到教堂的唱诗班，他说：“近代的教会音乐唱出来，听众根本听不清其中的字句，……一群该为自己的罪忧伤痛苦的人，却妄想在喉咙里含糊地发出一些音响，就能得神的悦纳。”

在介绍他所印行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序言内，伊拉斯谟论到基督和圣经，说：“就算我们能亲眼看见基督，其亲密认识的程度，总不能比从圣经里所领受的更大。圣经将这位向人说话、医治人，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复活的基督，活现地启示在我们眼前。” “假如我们能看见基督的足印的话，我们岂不是会肃然起敬而下拜？但为何当我们看见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活生生的基督，反而不情愿高举尊崇祂？” “我亟望多人能读福音书和保罗书信，连最柔弱的妇女也不例外；我亟望圣经能译成各种文字，使人人都能读懂，能明白，不光是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甚至撒拉逊和突厥人都要能读得明白。但要这个理想能实现之前，首先要使圣经的文字显浅易明。我何等渴望有那么一天，种田的人在犁田时能唱出部份经文自娱；织布的人能和着织梭的节拍低唱；而上路的人也以圣经故事来消磨时间。”

伊拉斯谟也是主张和平改革基督教的人士之一，而当时的情势亦极有利于和平的进行改革。残忍成性的犹流教皇之后的继位人，是巴奥十世，他出身著名的麦地西(MEDICI)家族，漠视宗教，但积极提倡文学与艺术，批准伊拉斯谟印行希腊文新约圣经；法国君主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宁愿招致全欧洲的仇视，不肯向祖利安教皇屈膝而牺牲法国应享的自由；英国亨利八世(HENRY VIII) 热烈赞成宗教改革，还罗致了不少与他同道、大有才能之士，如柯列特，汤马土爵士(SIR THOMAS MOORE)，瓦咸大主教(ARCHBISHOP OF WARHAM)，菲沙尔博士(DR．FISHER)等；其它在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的统治阶级，也都拥护宗教改革。可惜组织愈庞大，就愈难接受改革，总不能接受批评，总会反对改革。当时亦从未有人对罗马教廷恢复遵守基督的教训和样式存着任何真正的期望。

改革如要实现，就必须要有一些新而有力的媒介，当时在教士们的范围内，就正静悄悄地进行了改革的准备，起初是由公认为改革运动领袖的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所发现，他是奥古斯丁众修道院的牧师；有一次巡视众修道院时（一五O五年），在阿尔弗大学(ERFURT)发现年青教士马丁路德(MARTINR LUTHER)，正为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极度的受困恼，尽心克己去苦修。施道比次对他十分关怀，竭力帮助他；在获得他完全信任后，就劝勉他多读圣经，并介绍他读奥古斯丁和图勒尔的文章，又读神秘主义的论著。马丁路德听从了他的话，立刻就受到光照，而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成了他灵里实际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