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期望的改革之雨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改革运动的本身。首先要澄清的是改革运动的中心意义集中在一本书(圣经)，而不在一个或几位人物。我们一般谈到的改革运动是指把基督教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天主教，另一半则是更正教(就是新教或称狭义基督教)。可是我们所关心的历史却是另一回事，乃是指属灵的教会在历世历代中虽有不同的争论和腐败，并且遭到神职制度以及宗教系统的迫害，却依然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记载。其实大部分改革运动所做的还不过是一些外面的改革，然而改革运动也确实在基督教世界一些地区带出了一套崭新的环境以及宗教观。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无法了解教会属灵运动的发展背景以及从改革运动以来所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改革运动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面貌。在一些国家里，罗马天主教可憎的恶行给除去了，可是古老的表面依然存在。在另一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则回到圣经给每一个人领受神恩惠的自由，甚至恢复一些早期教会的特点，即在生命中的交通。改革运动的各个不同层面跟这个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很有关系。

马丁．路德(MARTIN LUTlER)

主后1483年，马丁路德生于一个矿工的家庭。虽然他的家里一贫如洗，然而路德的父亲却执意希望儿子日后能成为律师。主后1501年，路德进入以弗特(Erfurt)大学。路德年轻的时候就对属灵事物有一份执着的追求。对罪的强烈感受，以及渴望得到内心的平安终于催促路德毅然放弃原来事业的目标，转而进入在以弗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藉着执着且虔诚的忏悔、禁食以及祷告，他渴望能得到救赎。德国的奥古斯丁派代表修道士中间比较好的一群，他们颇受人们敬重。他们注重传道，在其间也有一些人有属灵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其中一位就是约翰·史都此斯(John Staupitz，另译施道比次)主教。他在巡视各修道院的时候，发现马丁路德为求得救赎正在深入地进行属灵的操练。于是，史都比斯就建议路德去阅读圣经，并向他指出：只有藉着基督，人才有可能得到救赎，并得与神交通。当马丁路德读到保罗写的罗马书的时候，圣灵的光照进他的心中，他从此得以与神和好，因信而称义。

路德得救的经历藉着研读圣经愈加坚固。他的恩赐在他的讲道上面更加显明。他个人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引领他再一次思想这些在他生活四周的传统信仰，宗教组织以及教皇制度。反思的结果更使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事物的错误，而这时他正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教圣经。有不少人支持他的想法。

主后1517年，路德遇上一绝佳良机来表达他的信仰。教皇利奥十世(LeoX)急需大笔的金钱来修建圣彼得教堂以及满足他个人极为奢华的生活。他发现出售赎罪券可以大量地增加他的收入。在多米尼古(Dominican)修道院中一位名叫帖次勒(丁etzel)的修士，此人是一个贩卖赎罪券的高手，他在威登堡一带使用一些顺口的歌谣和低俗的笑话来促销这些赎罪券：“只要钱在箱中响，炼狱锁钥不久也来响当当。”这类做法充分地暴露了整个宗教界的错误。因为路德自己对神圣恩典有着切身的经历，他对这种亵渎神的做法，实在是忍无可忍。当他无法说服宗教领袖采取任何行动之后，他就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了九十五条声明。这一声明打开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在天主教压迫之下的一切不满的闸门。路德宣称，赎罪券不但不会消除人的罪恶感，反而更无法逃避神的惩罚。真正地悔改，才是获得神赦免的唯一出路。对一个蒙恩得赦的人，赎罪争是毫无价值的。路德的许多朋友把这些声明复印分发到德国各地，终于有人敢挺身而出，道出一些许多人不敢说的真话了。

主后1518年，教皇要召见路德于罗马，然而路德的朋友一致极力反对他前往，因为他们知道，路德此行必定会被定罪。教皇只好要求在德国的特使来处理此事。路德在奥斯堡(Augsburg)与特使会面。特使要求路德撤回有关教皇无权出售赎罪券，只有基督才能赦罪的声明。对此无理要求路德理所当然严词拒绝。为防遭暗算，路德随后退回威登堡。本来路德并无意反对教皇的超越地位，然而当他开始研究教皇制度的渊源时，他很快就发现教皇制度的基础十分薄弱。第九世纪中叶，有一份教皇手谕集被公诸于世，据说那是出于第七世纪有名的圣职人员塞维尔(Seville)的艾索多(1sodore，另译伊西多尔)的手笔。这份文件记载着从第一世纪以来支持教皇和大公会议的许多所谓的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康士坦丁大帝的御赐教产谕。康士坦丁要求全国教会都臣服于沙外斯特(Sylvester，另译西维斯特)教皇以及他的继承人，其主权甚至远达整个西罗马帝国。这整个阴谋其实就是使用一份最有技巧的伪造文件，可是人们却信以为真。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唤醒了研究的精神后才揭发出这个大骗局。整个罗马在教会和帝国中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神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份假文件上。

路德此时又遇上了一位名叫菲利浦·马兰多(Philip Melanchthon，另译腓力· 墨兰顿)的人，此人日后威了他亲密无间的朋友及极其得力的支持者。马兰多于1518年赴威登堡担任希腊文教授。他是一位极羞怯内向的人，然而却是一位极出色的学者。从他到威登堡开始，他卓越的天才源源不断地给予路德极大的帮助。很难想像这两个个性完全相反的人，一个是干劲十足、火暴脾气的路德，一位是智慧沉着、冷静果断的马兰多，能结合成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效果。

主后1519年，在莱比鍚(Leipzig)安排了一场辩论，由天王教中最有辩才的约翰·艾克(John Eck，另译瓦克)和路德在威登堡的一位同事安鲁·卡斯德(Andrew Karlstadt，另译安德烈·迦勒斯大)参加。路德在一些学生和马兰多的保护下也出席了这场辩论。艾克头脑敏捷，力逼准备欠佳的卡斯德，艾克最后以下面几个问题把路德也逼上了不归之路。

路德是否不承认教皇的无上权力？

是的。

所以他同意约翰休斯(JohnHuss，另译胡斯)的论点，就是那被教皇和康士坦丁堡议会定为异端而被处死的人的观点？

是的。

因此在路德的眼中，教会议会在处理约翰·休斯事件上犯了错误？也就是说教会议会并非不会犯错误吗？

路德多年来一直期望能避免直接地否认教皇和教会会议的权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只好进行了不可挽回的宣告。从此他就不再受天主教制度暴政的管辖，而得以自由地顺服主基督，并以神的话为他唯一的权柄与引导。

正当天主教廷在烈怒中咆哮地指称路德为异端，并且积极准备一份开除的诏书时，路德却专心地把他所坚信的真理一一整理并出版。这些文件以后震动了整个欧洲。他有三份文件最为著名，即《致德国贵族书》(An Address to the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论基督徒的自由》(On Christian Liberty)以及《教会被掳到巴比伦》(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在这些文件中，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了罗马的教义及其弊病。他疾呼必须大幅度地进行改革，提倡高举圣经的权威，因信称义及信徒皆祭司等真理。罗马教皇的定罪诏书来到，不过这次的异端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范，被烧掉的不是异端，反而是别的东西。在威登堡郊区，路德带领了一批同情分子，把教皇的诏书，以及教廷一切错误的信条一并付诸一炬。威登堡的平民及大学生均极力拥护这次焚烧行动，对此政府机构亦未采取任何行动，不只是路德，可以说这是大部份德国人民一同对教皇的叛逆。

就在此时，查理五世(Charles V)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宝座，成为当时最有权力的皇帝。他是一个对天主教忠心耿耿的人，然而他的权力在德国还是受到当地王子们的限制。其中一位就是山索尼(Saxony，另译撒克逊)的佛隹克(Frederick The Wise，另译智者腓勒得力)，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主张地方自治。查理左右为难，一方面罗马天主教向他施压，迫他履行他的职责，按照教廷的裁定来处置路德；可是在另一方面，当时他正准备和法国作战，查理不愿意得罪德国，因为德国的大多数人民是支持路德的。主后1521年，沃木斯(Worms)的主教会晤路德，对他横蛮无理地加以指责，并要求路德立即撤回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对此路德的回答则与一世纪以前的约翰·休斯的回答完全一样：任何与神的话违背的东西，他才愿意撤回。于是，路德被佛佳克的手下逮捕、并软禁于瓦特堡(Wartburg)城堡中。然而在那一年多的软禁期间，路德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

当路德被软禁于瓦特堡的期间，在威登堡的改革运动就由卡斯德来代领。在众多人的帮助之下，这位新的领袖人物大力扫除了一切与罗马有关的事物，他们的热情使得整个社区都沸腾起来，城市的父老纷纷请求路德回来。路德回来以后，藉着他的讲道，八天之内，整个城市就恢复了平日的平静。

另一次变乱则对改革运动造成很大的伤害。主后1524至1525年间，彼圣得发生了一次皮森农民变乱(ThePeasant’s Revolt)。其实这次变乱与路德以及他的同伙没有丝毫关联，但是他们却被指控为变乱的策划者。路德是第一个去寻求谈判解决争端的人。后来谈判破裂，路德又被激进分子激怒，于是他请求政府出面平乱，结果导致许多人流血丧生。路德这一次愚笨的决定使得许多原来支持改革运动的人转而弃他而去。

主后1526年，查理皇帝召开第一次施拜尔国会(Diet of Speier)要求处置路德一伙，然而国会反而颁布公告，予各州的政府自由决定他们管辖地区的宗教事务。主后1529年，在第二次的斯拜尔国会上，大多数天主教徒决定：从今以后德国务州在信仰上应保持现状，那些已经改为路德派的，可以允许维持不变，但是必须允许人民在那些州内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对于当时还是属于天主教的各州，则不许改变。然而当中有一少数人竭力反对这一决定，并要求对此进行更正。更正教(Protestant)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德国从此一分为二，一是更正教，另一则是天主教。更正教与天主教之间常有争执，甚至还动干戈。

当我们了解路德运动的背景后，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路德因着从圣经中得到了人单单因信基督就能得救的启示，就在他自己的人生中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为了要恢复圣经所教导的教会观，就要强调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为基础，许多的障碍都必须克服。然而路德是否真的看见，如果在个人的救恩上是要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么在教会生活上是否也必须遵照圣经的权威呢？如果他看见了，他是否有勇气遵照圣经的教导直到最终目标？

因着路德的运动而掀起人们对罗马天主教的反叛浪潮，并非单单是属灵而引发的。罗马教廷在许多方面大肆侵占人民的财物，所以在德国的改革运动不单单是为宗教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许多跟随路德的人确信罗马教会在许多属灵的事情上欺骗了他们，而路德所教导的才是正确。可是无法验证大部分的人是否曾经有与路德本人同样的属灵经历。事实上，我们可以确知他们没有。路德在自己的著作中曾这样记载：“那些从开始就跟我们在一起，并且喜爱我们教导的人的数目，至少是目前人数的十倍，可是现在只有少数的人依然站立得稳。”

我们曾经看见路德在早期寻找属灵真理的过程中深受弟兄会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身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当他与罗马教廷进行严厉的冲突，路德本人原有的谦卑，不久就变成了他自己所极力反对的狂暴的独断教条主义，当然也许若非如此就不可能有改革运动。单靠像以洛斯马士(Erasmus)所说让大家保持冷静和节制，慢慢地来寻找改善的方式是行不栖的。然而能带领改革运动的勇敢也同样地把路德卷入政治上的争执，使得他不能集中精力专注于属灵的目标。他所设立的路德教会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他从圣经得来的观念和他与那些对他忠贞的地方人士进行妥协的产品。而且路德会本身也从罗马教廷承接了许多的错误。路德会渐渐步入与新约的教会大相迳庭之道，甚至路德本人也承认，路德会中充满了敬虔和不敬虔的人，而且又与政府混在一起，并且也开始建立了神职系统，这与他们原来所反对的罗马系统已经相去不远。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在主后1526年，路德写出这么一段话：“福音正确的秩序无法在各种人群中显明出来，但是在那些认真的基督徒中间，也就是那些口里承认福音的人，他们必须在一个地方聚会，一同祷告，一同读经，给人施浸，领用圣餐，并实行其它基督徒的善行。因着这样的聚会，就可以把信徒和非信徒分别出来，并可以按照基督在马太十八章十五节，的教训或是纠正，或是恢复，或是分别为圣。他们也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至十二节中所教导的那样，甘心地奉献自己，无私地帮助贫苦的人们。这里并不需要什么特别好的歌声，简单的浸礼和圣歌，而都是在爱中按照圣经而行。可是我却无法设立这样的聚会，将来时机成熟，我将会尽力而为。目前我能做的只是呼召、操练、传道，直到基督徒们自己看见圣经的教导，能够热心于这样的带领，并坚持下去。”由此可见，路德对于教会本质的了解远远超过他在实际行动中所表现的。如果路德当初采取另外一条路线，情形将会如何也确难预测。不过他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教会，因为大部份还是由民间人士控制，这就无可避免地使得教会日渐软弱。

乌瑞奇．慈运理(ULRICH ZWINGLI)

瑞士原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瑞士一直亦是欧洲最自由的一部分，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下，改革运动迅速发展，瑞士的改革运动无疑成为整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先锋。

主后1484年，慈运理出生瑞士的威得浩斯(Wildhaus)。他在维也纳大学以及巴色(Basel)大学均十分出众，后来被任命为格喇如斯(Glarus)的教士，以后又成了苏黎世(Zurich)教会的领袖。他在早年曾经和被人们称为重浸派(Anabaptists)的弟兄会的会众接触过。弟兄会中有一位著名的领袖格列伯(Conrad Grebel)曾经与慈运理是好朋友。但是在苏黎世的弟兄相当多，所以慈运理和那些渴望在自己的生活以及教会敬拜上都能按照圣经而行的人多有往来。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本人对于受浸也有许多的探讨。在后来的改革运动中，他的教导的基石就是圣经在基督徒生活准则上应享有最高的权威。尽管他自己是否完全接纳他所教导的信仰所带来的影响仍是一个疑问，然而毫无疑问，他较路德在按照神的话语而行上激进得多。并不是路德对圣经的尊重有什么问题，但是因着他自己得救的强烈经历，使得他在自己心中产生了把圣经摆在经历以下的阴影。以主观的经历主导了神客观话语的教导，致使路德比较容易接纳那些圣经中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可是慈运理却坚持只有圣经中明文教导的事才可在教会中施行。

主后1522年，慈运理从苏黎世开始他的改革运动。他激烈地批判罗马教会的迷信并且公开地对此进行辩论。当地的政府坚决支持他的主张，并建立了独立教会，按照他所教导的来运作，由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教会。慈运理坚持教会的实行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使得在瑞士的改革比在路德领导下的改革运动还要激烈。祭司袍，偶像，圣物，弥撒，祭司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完全都被清扫一空，唯有传讲神的话语成为中心。

然而慈运理也有他另外一面的问题。他不但是一位改革者，也是一个爱国者和热心的政治家。他坚决反对他的同胞去加入外籍雇佣兵，他属灵的目光和政治上对国家的认同至终导致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战争。主后1531年，他亦战死沙场。慈运理早年与弟兄会的接触或许使他对教会本质的认识有所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很难理解他会接纳一个官方的教会。当教会的会员是以国籍和国家的法律来管理的时候，这还是新约圣经中所教导的教会吗？在圣经中就是由一群当地的人，因着基督的属灵而结合这种地方教会的观念和官方教会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慈运理关于基督徒社区成为当地的政府，并以圣经来治理这一套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基督徒的社区和教会是不相同的。圣经中的教会是一群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余民，为着主自己作见证的。把教会变成基督徒社区来治理的政治是圣经中所没有记载的，在教会历史上没有这一先例。慈运理以及后来的加尔文(Calvin)他们提出一个看得见的教会和看不见的教会这种理论，即真正的教会是看不见的，而地上看得见的教会则是基督徒世界所组成的教会来代表。这种说法导致教会不过变成一个理论，在神的话中则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以后还要再来探讨这种观念对于其他独立的基督徒团体的影响。因为慈运理主张政府应该是由教会来管理，政府自然就有义务使用它的权力来对付任何与它所认可的教会不一的教会。所以改革家本身就成了天主教的延续，即以宗教来迫害他人的宗教自由，反对人自由地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及见证神。

这种互不包容的灵使路德与慈运理在对于主的晚餐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更为明显。路德认为“这是我的身体”必须按字面接纳，尽管路德不同意罗马教会的变质(Transubstantiation)的看法，他以为基督是物质实体性地存在于饼杯之间，就是或其后人所说的合质论(Consubstmtiation)；慈运理则持守目前的福音派普遍的看法，就是酒和饼均仅为一种记号。这两派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以一种苦毒的灵来进行争论，天主教则在旁边幸灾乐祸地欣赏基督教的分裂。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主后1509年，加尔文出生于毕迦的(Picardy)的诺羊(Noyon)城，他的家庭颇受人尊敬而且在当地很有声望。他的父亲期望他能成为神父，所以送他去巴黎大学。后来他去奥尔良(Orleans)攻读法律。他在两个大学里都非常出众。他在古典以及法律方面所受的教育为他日后奠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以后当他的兴趣转到神学方面，这些才干更加发挥出来。

约在主后1532至1533年间，加尔文有了重生的经历，从此他的一生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对圣经的权威性有了重大的亲身体会。研读神的话语就成了他最渴望的事情。返回巴黎后，他找到一群信徒，他们常在一起研读圣经并祷告。这一恩典对于他日后属灵的事业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这个团契中有一些相当出色的人物，那维瑞(Navarre)的女皇玛格丽特(Margaret)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个团契最早是在大约四十年前，当博学多才的李佛瑞(Le Fevre)来到索巴尼(Sorbonne)教神学的时候所开始的。李佛瑞自己是因着阅读圣经才在基督里找到了平安，所以他就聚集了一些人来一同分享主的话语。他教导有关救赎是单单凭着信心，这此路德和慈运理都要早。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教训，使徒们就是这样地教导，只是因为教会一直教训得救是靠着遵循教会的圣礼，以致于当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时，还以为是什么新的教训。藉着李佛瑞的服事，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另译威廉．法惹勒)重生得救，他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福音传道者，并且就是他在主后1536年，说服约翰·加尔文留在日内瓦。主后1521年，由于外面的压迫太大，这个团契的一些主要弟兄，包括李佛瑞和法瑞都被迫逃亡在外。但是团契还是在断续地聚集。当加尔文加入这个团契时，其中一位负责带领的弟兄就是巴黎大学的校长尼克拉斯古普(Nicolas Cop)。主后1533年，古普发表了一篇谈话，他强调福音的观点，并且极力呼吁改革。当局认为加尔文就是这篇讲话的起草人而对他进行通缉，加尔文因此被迫离开巴黎，逃亡到巴色(Basel)的更正教中间。

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I)在位之时，为着政治的缘故，他宣称法国的更正教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所以需要政治的力量加以于管制，以维持法治和社会秩序。加尔文觉得他必须出来为这些被诬告的同胞申辩。主后1536年，他发表了基督教的规章。他有系统地把改革宗的神学表达出来，清楚地让人知晓这绝非任何新潮或是异端的教义，只不过是回归到早期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文件第一次发表之时，他才二十六岁。后来他又不断地加以修改补充，直到主后1559年完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规章。改革运动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文献可以和加尔文的规章相媲美。直到如今，这一文件在许多方面仍是有相当的价值。因着这一份著作，加尔文在许多其它的国家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更正教中间，加尔文仿佛成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主后1536年，加尔文路经日内瓦，遇见了威廉．法瑞(William Farel)。法瑞极力劝他留下。经过一段内心的挣扎，他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就同意留下。他余生除了有三年被放逐之外，均在瑞士度过。

日内瓦在名义上成了更正教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寻求政治的自由，并不是在那里的人民对属灵有什么饥渴。其实那城的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加尔文确定能在一个地方政府所控制的教会中进行改革。他相信地方政府也是由神设立的机构，但是教会必须在他的责任范围里保持独立。教会有权力开除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加尔文甚至起草了一份教规，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这件事引起当地人们强烈的反感。他们把加尔文和法利一同驱逐出境。加尔文来到施塔施堡(Strassburg)，在那里渡过了三年。日内瓦的情况愈来愈乱，所以人民又想请加尔文回来重建秩序。因此加尔文这次回来，就有了很强固的地位，他可以开始推动他所欲进行的改革。主后1541年，通过了教会规章来治理教会。在加尔文的制度中长老是中心。当时长老们以及牧师组成宗教法庭，处理有关信仰上的事务，包括把人开除出教会的事也是他们的定规。如果有需要的话，宗教法庭会要求地方政府来强制执行一些处罚。

无可置疑的是加尔文处理教会规章的本身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他本来希望教会的成员来选择他们自己的领袖，他并不同意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权力，可是因为加尔文本人对于教会和基督徒社区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楚，这就难怪他时常弄不清什么程度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的权柄。他不但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官员插手管理他们原来根本无权过问有关的教会事务。有关瑟维都残暴事件(The Cruel Case of Servetus)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例子，他清楚地披露了加尔文在这方面的错误。瑟维都(Servetus)是西班牙的一个医生，他强烈反对加尔文的神学。主后1553年，他在日内瓦被捕，受审之后被定罪为异端而惨遭烧死。其实这是加尔文与他自己进行的一场真实的考验。加尔文觉得地方政府有权过问教义上的争执，被教会开除还不足以处罚持不同教义的人。这种对异议者非置于死地不可的做法，注定了独裁的悲剧必然要发生。

当然加尔文的教导中也有正面可取之处。他的一些好的贡献也是影响深远。日内瓦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受迫害人逃亡的天堂，像在苏格兰的约翰·劳克斯(John Knox，另译诺克斯)，他就是深受神给加尔文之亮光的帮助。劳克斯是一个具有坚定品格的属灵伟人，神使用他改变了整个国家，很多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当然苏格兰当时也是预备好了要进入革新。从消极一方面来看，当时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酒色放荡已经成为公众的羞耻；从积极方面来看，在苏格兰从古老的克勒特教会(Celtic)也还留下少数非常宝贵的遗传(参阅第九章的基督教在英国)，而且威克李夫的一些苏格兰学生也从牛津带来一些宝贵的祝福，加上劳克斯忠心地把他从神话语中所学到的教会生活的原则应用出来，在传扬神纯正福音上有无可估量的益处，并带下极大的复兴。

加尔文的神学有一点是他自己特别着重的乃是依据信徒生命的律来行事。他坚决地主张救恩绝不是如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那样积善才能获得，救恩只有藉着信心方可获得。救恩虽然不是藉着善行而获得，可是救恩却会导致善行。一个信徒生活中有善行就证明他与基督有了重要的关系。一个信徒每天的生活须遵照圣经上神的律法的教导。加尔文非常注重一个人的品格，同时也非常看重教育，约翰劳克斯就是受加尔文的影响而在苏格兰推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日后苏格兰的牧师和宣教士较其它国家有高水准的教育之原因。这个良好品格和良好头脑并重的教导是本乎圣经的一个平衡的看法。这个教导训练出了许多的属灵人，对于圣经有了正确的认识。今日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应该为神感谢他们。

加尔文系统最大的弱点就是教会和政府相联结。在官方的教会中，每一个成员无可避免地最后退化成为只知道一个信条，而把圣经中教会的基本都失去了的人。如果只想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而不注重以拥有属灵生命为合一的根基，教会则已失去教会真正的面目了。加尔文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维持教会教义的纯正，然而绝不可能会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权力机构会努力支持一个机构而不会加以控制。当这种控制的影响力愈来愈大的时候，对政府是更容易管制，而对教会而言，就是属灵的自杀。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改革运动期间，政府大多还都是由教内人士组成，所以当年的改革领袖在那种环境中，没有看清楚圣经的教导，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不像近代的政府那样——大多已经是反对基督教的世俗政府。不过我们后来会看出神还是保留一些人努力保守教会，使之避免与政治有任何的瓜葛。

改革运动最大的成就乃是给人自由去认识神的话语，并且认定圣经必须在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中居首位。即使路德、慈运理、加尔文或是其它人，在实行圣经原则应用在教会生活上并不成功，但是他们激起人们对圣经的尊敬，以及人们自由寻求神的心意，这使以后的人们能够更清楚地走在神为人拣选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