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组织的必要与危机

  基本上,组织就是把一个整体的各部分,按合宜的原则联络在一起,以达到某项预定的目的。组织有基于同意的,也有强迫性的,视乎情况而定。

  在被造的天地间和人类社会中,一定程度的组织是必须的。没有组织,就没有科学、没有政府、没有家庭、没有艺术、没有音乐、没有文学;也不会有任何一种创作性的活动。

  生命需要组织;没有组织,生命便无从彰显出来。生命不能离开有组织的身体而单独存在。有了身体,或某种可依存的形体,生命才能存在;那里有身体和形体,就有组织。

  比方人就是他身体各部分的总和,由不同的部分互相协调地组织起来,而他的生命就在其中,生命的奥妙亦因而能显明出来。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一旦瓦解,生命就离开身体,那人亦随之死亡。

  同样,社会也需要组织。人类要在世上共存,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不管是森林中的部落或世上的强大帝国,都不能例外。一个理想政府所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以最小的限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同时给予个人最大的自由。

  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承认个人的自由,必须受某种程度的规范,这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人人也都承认,过多的限制,是有损无益的。然而当我们要按这或多或少的程度划下界线时,就不免引起争论。怎样才算是“过多”呢?怎样的程度才算是合宜呢?

  如果大家能在这些争论上达成协议,那么国会或议会内,就不会再引起激辩,开放的民主党和保守的共和党亦大可以偃旗息鼓,让三英尺小孩去领导政府也不妨事了。

  专制政权和自由国家的分别,只是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在专制国家里,人民也可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而自由世界的公民,也必须忍受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两者之间的轻重,就决定了该国的政权是奴役人民,还是自由民主的。任何有知的公民,都知道他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他深知为了众人的益处,他的自由必须受某种程度的削减,至多只能希望这些削减是最小的。他称这种最低程度的削减为“自由”。自由诚可贵,他甚至不惜舍生求取。西方国家在短短二十五年内,曾参与两次大战,不过是为了保存这种自由的平衡,抗拒纳粹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强权。

  作者本人,一生以基督为中心,一心以教会为重,当然不论谈什么,都会联系到信仰上去。多年来,我担心基督教圈子过分组织化;因此有人就批评我,说我反对组织,但事实刚好相反。

  反对教会中一切组织的人,一定对人生的事实,一无所知。艺术其实是经过组织的美感,音乐是经过铺排的音响,哲学是经过整理的思想,科学是经过处理的知识;政府也只不过是经过组织的社团,而真正的基督教教会,不是组织奥妙的团体,又是什么?

  教会中跳动的心脏,就是生命。引用亨利?司万高(Henry Scougal)美妙的辞句,那就是:“人心灵内神的生命”。这生命加上基督实际的同在,使教会成为属神的个体,满有奥秘与神迹。如果没有这些实质、形体和秩序,这属神的生命,就没有了居所,就无从向世人显明。

  为此,新约圣经多次论及组织。保罗的教牧书信和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都表明这位伟大的使徒善于组织。他提醒提多,他把他留在革哩底的原因,是要他将那没有办妥的事都办完,又要在各城中设立长老。所以,显然提多是受使徒差派,在该岛上的信徒中完成某些工作,而这工作是必须透过组织的方式才能达致的。

  对于这些,基督徒常犯偏差,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组织的至终目的,也不明白组织一旦失去控制时所引起的危机。有些人主张完全不要组织,结果当然是杂乱无章,无益于人,也不能荣耀我们的主。但有些人却把组织替代生命,结果徒有空壳,实际是死的。还有人迷上了规条章则之类,不可理喻地大大加添这类繁文缛节,以致窒息了教会的自发性,连生命也给挤掉了。

  我要关心的,主要还是上述最后一点的畸型现象。不少教会因为过分强调组织化而生命枯萎,但同时又有别的教会,因全无组织而站立不稳。明智的教会领袖要慎防这两个极端。有人或因血压过低而致死,也有人因血压过高而致命;究竟是那一种病夺去他的性命,并不重要,反正患上了任何一种都会死亡。在教会组织方面,要紧的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出合乎圣经真理的均衡,避免走上任何一条岔路。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充满喜乐的基督徒,本来都是得救重生,并因着属天的爱,彼此联系在一起;但慢慢地他们失去了起初单纯的心,开始试着把圣灵的感动加以抑制,结果里面的生命渐渐枯死。这正是过去差不多所有基督教宗派所走的方向,而今天不少教会团体,虽有圣灵和圣经真理的提醒,竟也同蹈覆辙。

  今天福音信仰团体,不错是面临缺乏合宜组织的危险,但真正的危机,却在另外一方面。教会渐趋复杂化,这种趋势,就如鸭子见水就奔去一般。原因究竟何在?

  第一,我认为教会内有一小撮自以为天分较高的信徒,因着本性和肉体的私欲,笼络其他人,使他们就范,以达到个人的野心。下面这句经常被引用,又常被误用的政治名言,也适用于宗教圈子里:“权力引致败坏,而极权更引致极度的败坏。”直至如今,人仍未有任何天然良策,可以对付追名逐利的野心。

  另外一个令我们过度着重组织的原因是恐惧。起初的教会和宗教团体,是由当时的圣徒凭着勇气、信心和经过炼净的想象力建立起来,但经过一两代以后,似乎已失去昔日的属灵水平,不再能维持或推展下去。他们不能造就出其他同样充满勇气和信心的信徒;当日他们一无所有,却有神的同在,然而他们的接班人连往日圣徒的异象也失却了,只好转而运用方法和组织,希望获得自知缺欠的能力,于是规则和习例应时而生,渐渐硬化成为一个外壳,保护他们不至受外界干扰。不错,在战场上把脖子缩回来的,总比去迎敌容易和安全得多。

  在人堕落犯罪的天性里,有一种倾向复杂,远离单纯的惯性。这种病态的心理,叫人不由自主地走向灵命的尽头。唯有凭着属灵的远见,警醒祷告,殷勤侍奉主,我们才能挽回大局,重获已失去的荣耀。

  历史胜迹普利茅斯石(Plymouth Rock)附近一个古旧的墓地里,安葬了当年移居开垦美国的清教徒;其中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以下两句语重心长的话:“先人付出如许重价所获致的,我们不要轻易抛弃。”

  我们这些二十世纪中叶的信徒,不妨把这两句话,应用到我们的信仰上。我们仍旧是抗罗宗的新教徒,我们必须提出抗议,反对随便把我们的信仰自由抛弃。我们已丧失了早期基督教的单纯和自由。我们也一代接一代地把我们的权利逐一放弃,而这些权利是主用立约的血为我们买赎回来的,就如活出真我的权利、对圣灵的顺服、思想的自由、生活的选择,以及在神旨意下运用钱财的自由。

  记着,我们目前的危机,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出自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