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组织的必要与危机

　　基本上，组织就是把一个整体的各部分，按合宜的原则联络在一起，以达到某项预定的目的。组织有基于同意的，也有强迫性的，视乎情况而定。

　　在被造的天地间和人类社会中，一定程度的组织是必须的。没有组织，就没有科学、没有政府、没有家庭、没有艺术、没有音乐、没有文学；也不会有任何一种创作性的活动。

　　生命需要组织；没有组织，生命便无从彰显出来。生命不能离开有组织的身体而单独存在。有了身体，或某种可依存的形体，生命才能存在；那里有身体和形体，就有组织。

　　比方人就是他身体各部分的总和，由不同的部分互相协调地组织起来，而他的生命就在其中，生命的奥妙亦因而能显明出来。假如由于某种原因，这些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一旦瓦解，生命就离开身体，那人亦随之死亡。

　　同样，社会也需要组织。人类要在世上共存，就必须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不管是森林中的部落或世上的强大帝国，都不能例外。一个理想政府所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以最小的限制，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同时给予个人最大的自由。

　　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承认个人的自由，必须受某种程度的规范，这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人人也都承认，过多的限制，是有损无益的。然而当我们要按这或多或少的程度划下界线时，就不免引起争论。怎样才算是“过多”呢？怎样的程度才算是合宜呢？

　　如果大家能在这些争论上达成协议，那么国会或议会内，就不会再引起激辩，开放的民主党和保守的共和党亦大可以偃旗息鼓，让三英尺小孩去领导政府也不妨事了。

　　专制政权和自由国家的分别，只是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在专制国家里，人民也可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而自由世界的公民，也必须忍受某种程度的限制。这两者之间的轻重，就决定了该国的政权是奴役人民，还是自由民主的。任何有知的公民，都知道他并不是绝对的自由，他深知为了众人的益处，他的自由必须受某种程度的削减，至多只能希望这些削减是最小的。他称这种最低程度的削减为“自由”。自由诚可贵，他甚至不惜舍生求取。西方国家在短短二十五年内，曾参与两次大战，不过是为了保存这种自由的平衡，抗拒纳粹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强权。

　　作者本人，一生以基督为中心，一心以教会为重，当然不论谈什么，都会联系到信仰上去。多年来，我担心基督教圈子过分组织化；因此有人就批评我，说我反对组织，但事实刚好相反。

　　反对教会中一切组织的人，一定对人生的事实，一无所知。艺术其实是经过组织的美感，音乐是经过铺排的音响，哲学是经过整理的思想，科学是经过处理的知识；政府也只不过是经过组织的社团，而真正的基督教教会，不是组织奥妙的团体，又是什么？

　　教会中跳动的心脏，就是生命。引用亨利?司万高（Henry Scougal）美妙的辞句，那就是：“人心灵内神的生命”。这生命加上基督实际的同在，使教会成为属神的个体，满有奥秘与神迹。如果没有这些实质、形体和秩序，这属神的生命，就没有了居所，就无从向世人显明。

　　为此，新约圣经多次论及组织。保罗的教牧书信和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都表明这位伟大的使徒善于组织。他提醒提多，他把他留在革哩底的原因，是要他将那没有办妥的事都办完，又要在各城中设立长老。所以，显然提多是受使徒差派，在该岛上的信徒中完成某些工作，而这工作是必须透过组织的方式才能达致的。

　　对于这些，基督徒常犯偏差，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组织的至终目的，也不明白组织一旦失去控制时所引起的危机。有些人主张完全不要组织，结果当然是杂乱无章，无益于人，也不能荣耀我们的主。但有些人却把组织替代生命，结果徒有空壳，实际是死的。还有人迷上了规条章则之类，不可理喻地大大加添这类繁文缛节，以致窒息了教会的自发性，连生命也给挤掉了。

　　我要关心的，主要还是上述最后一点的畸型现象。不少教会因为过分强调组织化而生命枯萎，但同时又有别的教会，因全无组织而站立不稳。明智的教会领袖要慎防这两个极端。有人或因血压过低而致死，也有人因血压过高而致命；究竟是那一种病夺去他的性命，并不重要，反正患上了任何一种都会死亡。在教会组织方面，要紧的是在两个极端中，找出合乎圣经真理的均衡，避免走上任何一条岔路。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看见一群充满喜乐的基督徒，本来都是得救重生，并因着属天的爱，彼此联系在一起；但慢慢地他们失去了起初单纯的心，开始试着把圣灵的感动加以抑制，结果里面的生命渐渐枯死。这正是过去差不多所有基督教宗派所走的方向，而今天不少教会团体，虽有圣灵和圣经真理的提醒，竟也同蹈覆辙。

　　今天福音信仰团体，不错是面临缺乏合宜组织的危险，但真正的危机，却在另外一方面。教会渐趋复杂化，这种趋势，就如鸭子见水就奔去一般。原因究竟何在？

　　第一，我认为教会内有一小撮自以为天分较高的信徒，因着本性和肉体的私欲，笼络其他人，使他们就范，以达到个人的野心。下面这句经常被引用，又常被误用的政治名言，也适用于宗教圈子里：“权力引致败坏，而极权更引致极度的败坏。”直至如今，人仍未有任何天然良策，可以对付追名逐利的野心。

　　另外一个令我们过度着重组织的原因是恐惧。起初的教会和宗教团体，是由当时的圣徒凭着勇气、信心和经过炼净的想象力建立起来，但经过一两代以后，似乎已失去昔日的属灵水平，不再能维持或推展下去。他们不能造就出其他同样充满勇气和信心的信徒；当日他们一无所有，却有神的同在，然而他们的接班人连往日圣徒的异象也失却了，只好转而运用方法和组织，希望获得自知缺欠的能力，于是规则和习例应时而生，渐渐硬化成为一个外壳，保护他们不至受外界干扰。不错，在战场上把脖子缩回来的，总比去迎敌容易和安全得多。

　　在人堕落犯罪的天性里，有一种倾向复杂，远离单纯的惯性。这种病态的心理，叫人不由自主地走向灵命的尽头。唯有凭着属灵的远见，警醒祷告，殷勤侍奉主，我们才能挽回大局，重获已失去的荣耀。

　　历史胜迹普利茅斯石（Plymouth Rock）附近一个古旧的墓地里，安葬了当年移居开垦美国的清教徒；其中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以下两句语重心长的话：“先人付出如许重价所获致的，我们不要轻易抛弃。”

　　我们这些二十世纪中叶的信徒，不妨把这两句话，应用到我们的信仰上。我们仍旧是抗罗宗的新教徒，我们必须提出抗议，反对随便把我们的信仰自由抛弃。我们已丧失了早期基督教的单纯和自由。我们也一代接一代地把我们的权利逐一放弃，而这些权利是主用立约的血为我们买赎回来的，就如活出真我的权利、对圣灵的顺服、思想的自由、生活的选择，以及在神旨意下运用钱财的自由。

　　记着，我们目前的危机，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出自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