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开始装备自己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圣诞节,当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从学校回家度假的时候,带来一位学校女音乐教员玛丽莲•斐恩(Marianne Vaughan)。玛丽莲非但美丽动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歌声婉转,扣人心弦。戴德生一见玛丽莲,就为之倾心。在整个圣诞节的假期中,玛丽莲、阿美丽雅、戴德生三人策马在英国的皮克区(Peak District)驰骋;到假期完时,戴德生对玛丽莲的爱慕,更进一步加深,戴德生已经对她到了非卿莫娶的程度。

当戴德生在赫尔市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的时候,由于赫尔离开玛丽莲教音乐的学校的所在地巴顿(Barton)很近,二人也就保持来往,情感更加亲密,戴德生实际上是陷入爱河中。可是,戴德生是一个奉献的人,被神呼召到中国去传福音;而玛丽莲却对中国的差传工作毫不关心,她既不支持,又不同情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她有时问戴德生:“你非到中国去作差传工作不可吗?”言外之意,显示她喜欢在英国过安逸的生活。

在这期间,戴德生往访玛丽莲时,认识了玛丽莲的另一同事,名叫伊利沙白•西森(Elizabeth Sissons)。伊利沙白和戴德生碰过几次面之后,伊利沙白向别人坦言,戴德生是她心仪的对象;戴德生渐渐地也喜欢上她。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戴德生为了锻炼自己过节俭的、有纪律的生活,来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离开哈迪医生的家,住进一个喧闹的船坞地区,叫污水边(Drainside)。戴德生在污水边,住在柯丁咸排房三十号(30,Cottingham Terrace),向该屋子的女房东费兰太太(Mrs.Finch),以三先令一星期的房租,租到一间简陋的房间。

戴德生住进这样一个贫民区,超出了玛丽莲所能忍受的程度,使她大失所望;原本已经山盟海誓的一对情侣,至此宣告破裂。戴德生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信妹妹阿美丽雅,述及他当时的感受:“有一段日子,我是难受到极点,甚至想放弃一切。主日,我独自坐在手术室,开始默想神的爱。祂完全征服了我,使我谦卑下来。祂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僵硬的心灵。”

一八五二年五月,《拾穗者》通告,中华协会(Chinese Society),改名为中华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并声称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是中华布道会的第一个传教士。中华布道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都是弟兄会的企业家。

在赫尔,朱克斯带领的弟兄会,这时候印证了戴德生的呼召。戴德生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辞去哈迪医务所的职位,于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伦敦。同年十月底他在中国布道会的赞助下,到伦敦东区(East End)的伦敦医院(London Hospital)学习医科。

每逢主日,戴德生都到布鲁克街教堂参加弟兄会的聚会,负责姐妹史达西小姐,看到戴德生过分劳累,总是接待他到她家里休息,并且让他独自安静,不让别人打扰他。

戴德生为了锻链自己将来去面对艰苦的差传工作,每天只吃一块面包,几个苹果,每天还要步行四英里的路到医院。这样刻苦的生活,只有六星期的时间,戴德生因解剖尸体时不慎感染到细菌而病倒,被迫回老家巴恩斯莱养病。

戴德生身体稍为康复,就透过弟兄们,得以有机会亲自向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Robert Cleaver Chapman),说出自己对中国的负担。

一八五三年初,戴德生重返伦敦,戴德生这时才考虑到一个人单身到中国去,远不如有一个伴侣相随,可以互相照顾,他于是鼓起勇气,再次与玛丽莲重续前缘,结果两人再次订婚。玛丽莲虽然有意追随情郎到中国去,玛丽莲的父亲斐恩牧师(Rev.Vaughan)却坚决反对女儿出阁到遥远的中国去。结果第二次的婚约又告吹。本来就心仪戴德生的伊利沙白•西森,碍于自己是玛丽莲的同事,已往不便向戴德生有所表示,如今玛丽莲正式退出,就送戴德生一些画册,以表慰问之意;戴德生在离开英国之前,也送伊利沙白一枚胸针,作为定情的信物。

戴德生既有多田咸弟兄会的印证,复经过了弟兄姐妹的恳切祷告,弟兄们就催促他尽快动身到中国,内中有一个弟兄威廉•柏迦(William Berger),也衷心支持这项差传工作。

柏迦是英国极为有名的柏迦淀粉厂(Berger’s Rice Starch)的老板。他本来是圣公会会友,在年轻时,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当时他感动得掩泣不止。当他将这重生经历告诉圣公会牧师普里本达利•高力富(Prebendary Griffiths),却受该牧师斥责一顿,把他赶走。柏迦后来加入弟兄会,但是对达秘走的闭关的路线,却无法忍受。他之所以参加多田咸的弟兄会,是因那里的聚会,在豪威尔兄弟的带领下,是比较开通的和公开的。

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戴德生乘搭一艘小帆船达姆福利斯号(Dumfries),离开利物浦港口(Liverpool),向上海进发。该艘帆船载重不及四百七十吨,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经过了一百六十二天的风浪,戴德生终于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戴德生拜访了他多年所景仰的中国问题专家麦都思(Dr.Walter Medhurst)。麦都思著作甚丰,著有马来文书籍六本,英文书籍二十七本;而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所著作的中国书籍高达五十九本。这时麦都思是上海的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骨干人物。

由于差派戴德生到中国的中国布道会,没有事先通知伦敦差会,戴德生将到上海,这种作风有欠礼貌,所以麦都思对戴德生的突然到达颇为愕然;既对这个新成立的、有弟兄会背景的中国布道会有所不满,连带地他也对戴德生态度冷淡。

倒是一位洛卡特医生(Dr.William Lockhart),对年仅二十一岁的戴德生,非常有爱心,让戴德生暂时住在他家里。

最使戴德生为难的,就是中国布道会,并没有按时汇款给他;反观其它差会,做事都比较负责任和有规律。

一八五四年,中国布道会又差派一个帕克医生(Dr.William Parker)到上海。戴德生以为有另一个同僚携眷到上海,中国布道会除了会支付帕克医生的费用,肯定会叫帕克捎来拖欠戴德生多月的欠薪。令人失望的是,帕克医生到上海时,也是分文不带,两袖空空,中国布道会的汇款,拖了很久才到来。中国布道会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弟兄会,内中也有少数其它宗派。戴德生来自弟兄会,而帕克医生则属长老会。帕克医生是格拉斯格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出来的医学博士。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中旬,戴德生与伦敦差会的艾德根(Joseph Edkins),开始到黄浦江以南派发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戴德生不在外地作宣教工作时,就用功读中文,每天读足五小时。他写给他妹妹阿美丽雅的信这样说:“这里有做不完的工作,你们应当尽快学中国话,不要对这里的工作麻木不仁。”

那时中国内战频仍,工作压力太大,戴德生虽有满腔的热诚和勇气,无赖体力不支,灵性下沉。他感到孤单、寂寞,逐渐地他领会到他需要一个妻子。他早先已写了封信给伊利沙白•西森,向她尽诉心中的情意,要她寄一束秀发,作为信物。一八五五年一月,他的示爱并未落空,伊利沙白不负所望,寄来了一束秀发。

帕克医生和戴德生有意在上海设立一间医院,但是中国布道会在伦敦的总部不答应。倒是多田咸弟兄会的威廉•柏迦汇来十英镑,并让他们两人决定款项的用途。他们两人决定将这笔款用来支持一个小孩子。他们认为这是在上海成立一个住宿学校的第一步。

一八五五年六月,戴德生和帕克医生,还有另外一位圣公会的传教士卜尔顿(John Burton),前往浙江省的宁波。在一八四二年中英所签署的条约,辟出五个港口对外通商,宁波是其中一港口,其它四个港口是广州、厦门、福州、上海。

在宁波,那里早已抵步的传教士,有一位是美国浸信会的麦可温医生(Dr.Macgowan),麦可温很热情地欢迎帕克医生等。麦可温医生和其他传教士都鼓励帕克医生到宁波设立一间医院。

帕克医生一行人回到上海之后,戴德生就藉机会传福音。第一个被他带领得救的是他的厨子贵华(Kuei hua),贵华公开承认主耶稣是他的救主。贵华是柏迦弟兄奉献的十镑所支持的小孩子的哥哥。从此看出为神所摆上的,至终是不会落空的。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德生叫理发师傅把他的头发剃了,照清朝的习俗,留下一簇圆顶的头发,并改穿当时的中国衣服。

一八五六年八月初,戴德生从石门湾回上海途中,行李被仆人岳西偷走,他几乎无法回上海。几经艰难,戴德生才由一艘轮船,通融他,让他回到上海。戴德生回上海后,并没有将岳西送官治罪,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比四十英镑的行李更宝贵。戴德生写一封信给岳西,说他想到主耶稣以善报恶的教训,他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伤害到岳西,戴德生还说其实吃亏的是岳西,要岳西悔改,逃避将来的愤怒。

《拾穗者》把戴德生给仆人岳西的信件予以登载,布里斯托(Bristol)的弟兄会领袖慕勒(George Mueller)读到了,他很赞同戴德生这种基督的生命的流露,他寄给戴德生四十英镑,足以弥补戴德生所损失的行李。以后慕勒不断为戴德生在中国的差传工作祷告;不久慕勒这个孤儿院的负责人,成为中国内地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之一。此外,多田咸弟兄会的柏迦,另寄来四十英镑,在戴德生最需要的时刻寄到。戴德生深信神在圣经里的应许:“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而多田咸的史达西姐妹的信件,对戴德生更是一项勉励,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史达西姐妹的信这么说:“亲爱的弟兄,神赐给你一个奇妙的地方——多田咸在布鲁克街的聚会。弟兄姐妹们从来没有忘记为你祷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像你那样被不停地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