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荣耀的恢复

一八六九年夏天，戴德生有着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他恨自己，他恨恶自己的罪，却没有能力胜过罪。他的内心苦苦挣扎，每天祷告、认罪、禁食、立志为善、勤读圣经，仍然没有果效。他愈靠自己的能力追求圣洁，愈活不出圣洁，直到他几乎绝望了。八月间，戴德生到杭州探访那里负责的同工约翰•麦卡锡（John Mc Carthy），向麦卡锡弟兄谈到自己灵性上的挣扎经历，他所谈的其实也是麦卡锡弟兄当时的属灵光景。戴德生在回途中一路在想：“怎样向基督支取我所需要的？祂富足，我则贫穷；祂刚强！我则软弱。”

同年九月间，戴德生接到麦卡锡的一封信，信里说：“让爱我的救主在我里面，行出祂的旨意，住在基督里，而不是靠奋斗挣扎。”信的最后一段话，说：“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或是祈求信心的增加，只须仰望信实的主就够了。完完全全地安息在爱我们的基督里面，时时刻刻地，永永远远地。”

读完这封信，戴德生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纵然失信，祂乃是可信的。”他不再挣扎了，他看到他与基督是合一的。

戴德生召聚同工们来读麦卡锡的信。“企图从祂那里乞讨丰富的恩典是错误的，我们是祂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是祂的肢体，就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啊，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竟与复活的主合为一体。”

一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玛丽亚因病逝世；戴德生平静地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他关在房间里，独自面对神，他靠着神的恩典，已经刚强得胜了。他再次严肃地将自己奉献给神。

一八七一年八月五日，戴德生乘搭伏尔加号（Volga），离开上海，同船的有女同工福珍妮。福珍妮曾在五年前，和戴德生一起乘搭兰花号到中国。福珍妮到杭州后，办了一间学校，又带领了五十多人信主，为人聪明能干。他们在伏尔加号轮船上，已经互相恋慕。伏尔加号抵达法国马赛港后，戴德生、福珍妮就改乘火车到巴黎，四天后到达伦敦。到了伦敦，戴德生在征得福珍妮的父母同意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福珍妮结婚。

戴德生续弦之后，没有和福珍妮度蜜月，夫妻两人都是内地会的同工，许多工作摆在面前，等着他们去处理，何况福珍妮还要照顾戴德生前妻玛丽亚留下的几个孩子。

一八七二年一月，戴德生一家人搬到伦敦培兰路（Pyrland Road）六号。培兰路六号便成了伦敦内地会的中心。但整个内地会在英国的总部，仍是在威廉•柏迦在圣山（Saint Hill）上的住宅里。

搬完家之后，戴德生先到班斯泰埠，拜访弟兄会的领袖戚伯门。戚伯门对戴德生说，我每天都在访问你，意即戚伯门每天都为戴德生祷告。戴德生接着到布里斯托拜访另一位弟兄会领袖慕勒，并在慕勒主持的伯赛大教堂讲道。

同年六月，戴德生应圣公会威廉•宾法特牧师的邀请，到迈德美聚会（Mildmay Conferene）中讲道。在这次聚会中，戴德生认识了同为讲员的美国大布道家慕迪。在迈德美聚会之后，中国内地会在伦敦的组织结构得到加强，增加了两位义务秘书。一位是理察•希尔（Richard Harris Hill）；一位是亨利•苏涛（Henry Soltau）。查理•希尔的父亲老查理•希尔，是闭关弟兄会领袖达秘的同工；老查理•希尔又娶了弟兄会另一负责人亨利•威廉•苏涛（Henry William Soltau）的妹妹为妻。另一位内地会义务秘书亨利•苏涛正是弟兄会第一代同工亨利•威廉•苏涛的儿子，小亨利•苏涛的妹妹安妮斯（Agnes Soltau）则嫁给小查理•希尔为妻。总结一句，内地会的一位秘书亨利•苏涛，是另一位秘书查理•希尔的小舅子。他们两个家族是亲上加亲。如今弟兄会的希尔家族和苏涛家族的第二代，联手起来，全力支持戴德生。

戴德生接着前往多田咸的弟兄会去拜访史达西姐妹和豪威尔两兄弟。多田咸的弟兄姐妹一直大力支持内地会的差传工作，豪威尔经营的药厂多年来赠送巨量的奎宁（quinine）药品，去治疗在中国无数的疟疾病患者。这次的交通，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成果，即罗伯特•豪威尔的儿子，希尔多•豪威尔（Theodore Howard）加入了内地会的管理层，这是另一个弟兄会领袖的第二代，加入了中国内地会，正式投入了中国的差传事工。希尔多•豪威尔后来升任内地会管理委员会主席。

为了扩大中国内地会的支持力量，戴德生接受了几位义务秘书的意见，邀请有负担的，或有经济实力的基督教的领袖为推荐人（Referees）。Referees这个英文字很难恰当地翻译，在这里包括了赞助人的意思。被邀请为中国内地会推荐人的，包括有当年弟兄会中最有名望的、最有威信的负责弟兄：戚伯门（Rober Chapman）、标利（Henry Bewley）、柯林渥（Willian Collingwood）、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约翰•摩利（John Morley）、慕勒（George Muller）、拉斯多勋爵（Lord Radstock）、史密斯（Denham Smith）、亨利•瓦利（Henry Varley）。

新改组的内地会在宣教事工上有了异象，强调要扶助中国的基督徒，使他们趁早自立。并且强调内地会要竖起十字架的标记，愿意接受最低的、最卑微的地位，追求与中国各阶层的人士和睦。

一八七二年十月九日，戴德生离开英国，再接再厉地，投入中国的差传工作里。戴德生到达中国时，所带来的款项，正好解决了在中国的同工们的需要。当时内地会在中国的同工已有一百位，加上他们的家属，每个月的支出实在十分庞大。戴德生在同工们彷徨无措、灰心丧志的时候，再次把同工们团聚在一起，并且勉励他们，提醒他们必须不忘当初神所付托的使命——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乘船到武昌时，扭伤骨头，倒床不起，十月份回到英国治疗。戴德生到英国后，病情严重，以致两小腿瘫痪，医生嘱他要长期卧床休息。这时戴德生正值壮年，才四十二岁，这个突来之病对他是项沉重的打击。明知内地会有成千上百的事要他处理，他却动弹不得；他唯有天天为内地会和中国祷告。

一八七五年初，戴德生病在家中的时候，印发一项启事，要求各地信徒为数亿中国人祷告，并请在英国的弟兄姐妹，每天抽出一分钟，求神差遣十八人到中国作差传工作。戴德生夫妇并隐名奉献出四千镑，为中国的差传工作之用。

一八七五年四月，内地会向神所求的十八个宣教士，出发到中国。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戴德生在中国召集同工们到镇江开会，聚会时大家为差派七十个宣教士到中国恳切祷告。一八八三年，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的基督徒响应了这项呼召，内中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这一年戴德生正在英国，剑桥七杰中有因他得着属灵帮助的。

一八八七年，戴德生已是五十五岁，他的信心并没有减退，他仍仰望神，再差遣一百名新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他还仰望神在那一年再供给内地会一万英镑的经费，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在年终统计时，该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一万一千英镑的奉献款，而蒙召到中国的宣教士，则是一百零二人，比起原先所求的，还多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