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参加弟兄会的聚会

一直向戴德生提供一些有关中国资料的约翰•惠华德，是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巴恩斯莱地方的司库。这个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的主要推动者，是弟兄会的领袖史杜阿特（Clarence Esme Stuart）。弟兄会经过几次分裂，史杜阿特一直紧紧地追随着达秘（John Nelson Darby）。

戴德生在约翰•惠华德那里，又看到两份刊物，一份是《守望者》（The Watchman），另一份是《拾穗者》（The Gleaner）。Gleaner这一个字，在英文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指搜集消息或搜集资料的人。

戴德生从《拾穗者》读到，慕勒在一八五○年和一八五一年，共奉献二千五百英镑，支持在天主教国家和海外的差传工作。

我们读《慕勒小传》就知道，慕勒凭着信心，在英国的布里斯托，主办孤儿院，他的工作甚蒙神的祝福。不过必须指出，慕勒乃是弟兄运动的领袖。慕勒的妻子玛丽，是弟兄会另一领袖葛若弗斯（Anthony Norris Groves）的妹妹。弟兄运动是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名称的。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的称呼，是外人加给他们的。本书为了方便起见，也照称弟兄会。

从各种迹象显示，《拾穗者》是由中国协会的秘书人员主编的。这些秘书人员实际上也与弟兄会发生密切的关系。

中国协会在中国的差传工作，主要是透过一位常驻香港的郭实腊博士进行的。戴德生在他一生中，不断地称誉郭实腊博士是中国内地会之祖(The Grandfather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翻阅郭实腊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他也和弟兄会有瓜葛。

一八五○年，也就是戴德生从约翰•惠华德知道中国协会和郭实腊博士的事迹的那一年，郭实腊适在英国。郭实腊在英国的主要任务，就是物色一位中国事工的同工。郭实腊极力要说服的人，就是弟兄会的另一位爱主的弟兄柯林渥（William Collingwood）。柯林渥虽然未能成行，同郭氏到中国去，但是在柯林渥一生中，一直在支持中国的差传工作。

郭实腊由于一时未能争取到柯林渥的配合，后来在香港被人欺骗。许多中国内地省份的人，用假资料、假报告来蒙蔽他，使在英国支持中国差传工作的人大失所望。一八五一年八月九日，郭实腊博士终于在香港逝世。一八五二年一月，《拾穗者》论及郭实腊时这样说：“一直到最后一小时，郭实腊仍是全心全意地为着中国的差传工作。”

当中国协会正为郭实腊被人蒙骗而灰心失望的时候，一八五一年四月，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George Pearse），指出当前差传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信中说：

“工场是这么广阔，目前做工的人是这么稀少，但是，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才能成事。我曾经响应神的呼召，献身给神作中国的差传工作。目前我正在学习医科，以便我到中国后有更多的用处和机会，来支持自己的生活。你们若愿意支持我来装备自己，我将对贵会提供的帮助十分感激。”

皮尔士对于戴德生的信件十分重视，他甚至将戴德生的信件与中国协会的其他成员磋商。皮尔士复信给戴德生，表示中国协会有意担负戴德生学习医科的费用，若是该协会确定了戴德生是差派到中国的适当人选。信件询问戴德生的一些情况，包括信仰问题。

一八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戴德生写了一封长信给皮尔士，对皮尔士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一、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确实已经重生；

二、他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身体虽不算强壮，但也未曾大病，今后他会多注意运动；

四、他的职业是在药店作父亲的助手，父亲是一个药剂师。他曾经有九个月任职于银行；

五、关于教育程度，他说在家里读书至十一岁，然后到学校读到十三岁；后来因教师辞职，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代课，他只好回到父亲的药店，靠自学充实自己。

六、关于他对宗派的看法，原先他参加卫斯理宗的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s），因为他的父母和朋友是循道会的会友。鉴于在真理问题上和圣经的看法上，他和循道会所遵循的信仰无法取得一致，他已经从循道会退出，现在他加入了那里的分会。分会在英文是branch society。

再从皮尔士的弟兄会的背景来看，分会应是指弟兄会在巴恩斯莱的聚会。在巴恩斯莱的弟兄会的负责人是威廉•倪脱培（William Neatby），即是《普里茅斯弟兄会运动史》（A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Brethren）的作者。

威廉•倪脱培也出身于卫斯理宗的循道会；一八四六年举家搬到巴恩斯莱定居，并带领那地的弟兄会。他的儿子多马•倪脱培（Thomas Neatby），生于一八三五年，比戴德生小三岁。很自然地，由于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年龄接近，没有代沟，两人于是成为知交。

多马•倪脱培与戴德生相处一久，也受到戴德生的影响，有意到中国传福音。两人为了要充实自己，谋一技之能，就一起到英国东部的赫尔市（Hull）一间医科学校学医。

在赫尔市有一个名医哈迪(Dr.Robert Har- dey)，是戴德生姨丈理查•哈迪（Richard Hardey）的兄弟。因着这个亲戚关系，戴德生得以在哈迪医生的诊所作帮手，所得的薪水足以支持他的生活费和学费。

多马•倪脱培和戴德生来自巴恩斯莱的弟兄会；到赫尔后，两人也就参加了朱克斯（Andrew Jukes）负责的弟兄会的聚会。朱克斯的著作很多，著有《献祭的法则》（The Law of Offerings）一书。

朱克斯原是圣公会的牧师，加入弟兄会之后，一直和布里斯托弟兄会的领袖慕勒，保持联系。这时候慕勒的孤儿院，已经收容了数百个孤儿，但是慕勒的信心越过越大，正仰望神给他能够收养一千个孤儿。朱理斯一述及慕勒的信心果效，使戴德生深受感动。慕勒除了在抚育孤儿方面，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信心的榜样；慕勒还一直支持差传工作，慕勒主持的圣经知识社（Scriptural Knowledge Institute），在天主教的国家和异教徒的地区，大量派发圣经。在戴德生的心目中，慕勒是英国当时最敬虔、最有信心的属灵领袖。戴德生在赫尔的弟兄会中受了浸，实际上成为弟兄会中的一位弟兄。

赫尔的聚会在朱理斯的带领下，非常重视差传工作。朱理斯带领的芬恩弟兄（Albert Robert Fenn），对天主教势力范围内的西班牙有负担；而朱理斯带领的戴德生和多马•倪脱培，就对中国有负担。

一八五一年九月《拾穗者》登载一项消息，即郭实腊的同工，一位德籍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来到英国。

由于戴德生的妹妹阿美丽雅在一八五一年九月二十日适是十六岁生日，戴德生向哈迪医生告假一星期，带阿美丽雅去伦敦参观世界展览会。兄妹参观完在海德公园（Hyde Park）举办的世界展览会后，就迳往伦敦的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去拜访中国协会（Chinese Society）——原来的英文名字是Chinese Association——的秘书皮尔士。

皮尔士就安排戴德生兄妹在主日到密得塞斯郡（Middlesex）的多田咸（Tottenham）参加那里的弟兄会聚会。弟兄会接纳弟兄是很严格的，由于戴德生参加过巴恩斯莱的聚会，又在赫尔的弟兄会受浸，所以多田咸的弟兄会也就接纳戴德生兄妹擘饼。

负责多田咸弟兄会的是约翰•豪威尔（John Eliot Howard），他是英国杰出的气象学家路加•豪威尔（Luke Howard）的儿子。约翰•豪威尔原是贵格会的会友，一八三六年十月脱离贵格会；一八三九年，约翰•豪威尔在布鲁克街（Brook Street）建成了教堂。一八五一年戴德生参加聚会时，弟兄姐妹接近一百人。

约翰•豪威尔的弟弟罗伯特•豪威尔（Robert Howard）则是布鲁斯•格弗（Bruce Grove）地方的弟兄会的负责弟兄。

豪威尔兄弟出身于英国的豪门，兄弟两人都是英国豪威尔父子公司（Howard ＆ Sons）的股东。豪威尔父子公司是英国很出名的化学制造厂，出产奎宁（quinine）等。

在布鲁•格弗的聚会中，戴德生又被介绍，认识了德国籍传教士罗存德。

在布鲁克街教堂，戴德生则认识了史达西小姐（Miss Stacey），她也像豪威尔兄弟一样，是从贵格会转为弟兄会的。

戴德生对多田咸的弟兄会印象深刻，可说念念不忘，多年后他在中国还记载这件事：“我爱多田咸的聚会，我爱那里的亲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多田咸一样，给我的每一点的回忆都是甜美的和有意义的。在我有生之年，在任何情况下，我对多田咸的良好印象都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