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一次被捕

一九五五年七月下旬，北京各大院校开展了控诉王明道的运动，并发动基督徒会堂的学生们，出面控诉王明道。七月二十四日，北京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弟兄不肯控诉，在压力下精神崩溃，跳楼丧生。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北京医学院学生石升华弟兄因拒绝揭发王明道，被公安部门逮捕。八月二日，北京医学院开控诉大会，要求柳月青弟兄、史尚豪弟兄控诉王明道，两人不肯就范，当场被捕。八月七日主日，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来作礼拜的多达一千人，王明道讲到《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痛斥那些用亲嘴作暗号卖人子的人。王明道警告那些责主责友的人要及时悔改，若继续造谣诬蔑，陷害忠人事奉神的人，结局就是灭亡。王明道并鼓励那些为主站住的人，要继续为主的真道，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王明道的话铿锵有力，扣人心腑。当日下午，北京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北京基督徒学生会——基督徒会堂带领的——应届主席、副主席以及上届主席被当场逮捕。当晚，王明道夫妇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同一夜被捕的，还有石天民弟兄、迟张荷静姐妹、王长新弟兄等。

王明道夫妇被捕后，被关押在北京市草岚子胡同十三号看守所。

王明道在北京被捕，引起了海内外华人信徒的震荡，最受震撼的，首推在英国伦敦的华人教会——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Chinese Overseas Christian Mission）。

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的主任牧师王又德(Stephen Wang），生于一九○○年，与王明道同岁。王又德从十二岁起，就读于北京萃文中学，是王明道的同学。王明道中学毕业之后，尝试越过预科二年，直接入燕京大学一年级，结果受到挫折，未能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学生。王又德则因为获得奖学金，得以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并成为司徒雷登的宠爱门生。王又德离开燕京大学的校门后，在司徒雷登的推蔫下，到上海的学生志愿军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的总部服事。司徒雷登原来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生于中国杭州，在美国学成后，加入学生志愿军运动，重返中国，曾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王又德任职于学生志愿军运动之后，走遍十八个省，致力于大专学校的学生福音事工。一九二九年，王又德被河北省的唐山循道会中学聘请为校长。王又德在唐山任教期间，感觉到灵性上的饥渴，就来到北京基督徒会堂，在老同学王明道的脚前受教。

从人的角度看来，王又德一帆风顺，顺利进入燕京大学，毕业后被学生志愿军运动上海总部重用；反观了明道因着顺服受浸的真理而失业，一度生活坎坷，走投无路。事隔几年，王又德想不到会看到，在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包括房内和院子，挤满了近千人，每个人屏息静听老同学王明道的讲道。王又德觉得王明道有天上的异象，充满了启示和亮光；在王明道的信息里，王又德摸到了属灵的实际，尝到了灵命的新鲜、喜乐并丰满。

王又德在伦敦华人教堂任牧师后，王又德的女儿也在北京基督徒会堂参加聚会，并从王明道的信息里得着供应。即使身在伦敦，王又德仍然念念不忘王明道，正如王光霞（Mary Wang）在（善牧良师》（Stephen，The Chinese Pastor）一书所说的，远在伦敦的王又德，巴不得能有一小时和王明道聚在一起，吐露心事；但实际上，两地相隔，只能望洋轻叹。

一九五五年，当王明道被捕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在英国许多认识王明道的朋友，都恳切地为王明道祷告。

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的主任牧师是王又德，董事会主席是华福兰（Frank Houghton）。华福兰从一九四○年开始即任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总会会长。华福兰在华时，经常鼓励内地会在中国各地的教堂，尽可能邀请王明道讲道。因为内地会高瞻远瞩，认为本色化是中国教会的正确路向。内地会的传记作家赖思融（Leslie Lyall）后来著述了《中国教会三巨人》（Three of China’s Mighty Men），把王明道列乌中国现代三大属灵伟人之一。

（燕京大学校长司雷雷登，于一九四六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调停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回到美国后，于一九六二年应王又德牧师邀请，任中华基督教海外布道会美国支部主席。）

简述了王明道第一次被捕后，一些在英国认识王明道的人的关怀和震惊，现在再回头来叙述王明道第一次被捕后的情形。

王明道在八月七日主日讲道时，还是那么坚强，那么勇敢，那么愿意为主牺牲，怎么在当天深夜，就在审讯中陷于被动，因害怕被枪毙，就否定了自己已往所坚持的理念。

王明道的门生王长新在《又四十年》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白天他还是那样刚强，那样勇敢，怎么一夜之间竟会失败下去，而且失败得这样惨，简直判若两人呢？”王长新在一九九○年问及王明道后，这样解释：一是王明道一直相信新中国有信仰自由，于是有恃无恐；一是他的失败和一九四二年斗胜日本人有关，他想日本人那么厉害，势力那么大，他始终都没有屈服，他还怕什么。王明道忘记了他是个人，他还有肉体的软弱呢？

施美玲在《六十三年》中坦述，王明道的失败不是孤立的事件；当时有许多信徒因为承受不住极大的压力和试炼，以至软弱跌倒离开主，作了一些不该作的事，许多人也受了一定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王明道从北京草岚子看守所获释。翌日，九月三十日下午，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负会在北京市青年会开会，王梓仲牧师作主席。出狱后的王明道，在会议上做了检讨。《又四十年》说到，王明道的检讨是制造出来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王明道本人则认为，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的这一幕，是世界上最惨的一幕，比杀他的头还要惨。王明道刚读完检讨，草岚子胡同看守所那一边就放了王师母。

细读王明道自我检讨的全文，看实令人震惊，一点也不类似他平时的文笔。开头第一句是：“我是一个犯了反革命罪行的人。”王明道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者时，显明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一页是一个执迷的清教徒，主张政教分离；但在检讨时，他不懂得恰如其分地给自己定位。王明道明明没有犯了什么具体的反革命罪行，而在检讨中，却搬弄了许多政治术语，硬给自己戴上了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在检讨书中，王明道又说，他诬蔑吴耀宗一类的人，用激烈的话攻击他们、反对他们、侮辱他们。他说到，在一九五五年六月间，他曾发表了一篇《我们是为了信仰》的文章。王明道没有说出《我们是为了信仰》这篇文章，乃是反对那些非基督徒、那些不信者；他们既然不相信主耶稣道成肉身，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这一类人就没有资格代表信仰纯正的基督徒，这一类人就没有资格领导三自运动。

在检讨书中，王明道又自我批判，说自己不应该不参加三自爱国运动。王明道漏掉了最有力的论点，即基督徒会堂早已是一个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本色化教会；王明道若有什么错误——不是原则性的错误，乃是他宁愿他负责的教会是一个个体户性质的三自教会；他们不愿意受到约束，才没有参加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三自教会。

其实王明道作为一个耿直的清教徒，素来服从来自神的权柄，既手无寸铁，又虔诚度日，整日读经、灵修、祷告，绝不可能参与任何反革命罪行。这些事实王明道在检讨中没有提到。

在自我检讨的末了一段，王明道衷心的表示，他决定要好好带领信徒遵守法令，热爱祖国，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措施。

王明道被释放之后，过份的自责，使他精神崩溃，正如属灵伟人宣信（A.B.Simpson）、罗伯斯（Evan Roberts）一样。以利亚如何在罗腾树下，失去了求生的意志；约拿如何在枯槁的蓖麻下，存有求死的念头；照样，王明道也妄自菲薄，生趣索然。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因他多次否认主的名；又说他自己是犹大，因他出卖了爱他的主。他的不正常的表现，影响了不少素来敬爱他的人，不少人因他离弃了信仰。概括一句，王明道是陷于谷底，似乎不可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