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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部分(上)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一、获假释
一九七九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当时邓小平正式主政，在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以前的极左错误路线也进行了批判，称为“拨乱反正”，并为以前的许多冤假错案平反。许多被划为右派的人，都得到平反，这其中包括宗教界的人士。但袁相忱此时却还在东北监狱里，接受改造，他丝毫没有想到，神对他的新计划已经开始启动了。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一方面中国的政策开始放松，对一些有冤假错案的人虽然没有平反，但也不至于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浓郁的政治气氛。另一方面，东北监狱也开始饱和。一大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犯人，长期在监狱中，为政府增加了负担。政府为了要减轻负担，就决定把那些凡是年龄六十岁以上、失去劳动能力、并且在监狱中政造二十年以上的人，释放出来。是一批批地分批释放：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就地分配工作。政府之所以敢把反革命份子放回去，一方面是政府知道过去所判刑的反革命犯中，有很多是冤枉的，有很多是量刑过重的，他们对社会其实并没有多少危害，只不过是赶在那个政治风头上，有时因为几句话就成了反革命，是属于时代的牺牲品。二是因为在这二十多年中，社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革命的温床也没有了，把反革命放回去，估计也不会危害社会了。 从七九年下半年开始，黑龙江第一监狱里就开始有符合释放条件的老犯人，断断续续地离开。袁相忱知道这一情况后，心想：“我也是符合条件的。难道是神让我出去再继续为他工作？”他这样想，但心中又有疑惑。直到后来，经监狱中其他已获释的犯人们证实，政府确实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要分批释放劳政二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就马上写信给家里，要他们思想上有准备。他告诉家人：“若是主许可，我也许很快就能获释。”梁惠珍接到信后，先是非常高兴，但高兴之后，又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其实，当时他们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连袁相忱自己开始也不相信。这确实是一件出人意外的喜事。在他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却替他们成就了。 梁惠珍虽然不相信袁相忱马上能回来，以为是监狱里的谣传，但为了稳妥，她在接到袁相忱的信后，还是马上让大儿子福音写信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问询是否有这件事。她想，如果真的是要释放的话，法院应该是最清楚的，问一问法院，就可以知道袁相忱的信的可信程度了。但她忘了，七九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各方面、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还没有协调好，正处在一个杂乱的转接点上。这次的释放计划就是这样：直接通知监狱，监狱放人后，才再到法院备案。福音也很想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可能回来，他在写给法院的信中说：“我是袁相忱的儿子，我父亲是五八年四月被捕的，但我不清楚我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人也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被判这么重的刑期？我觉得我父亲不应该判得这么重。现在有许多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我父亲这种情况，能否平反？”半个月后，法院就来了一封信，让福音去面谈，福音就去了。 在一个接待室里，一个女的坐在桌子后，福音坐在前面的小板凳上。像审犯人一样，那个女的问过福音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后，就说：“你父亲的问题很复杂，不能跟你说。他跟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的首恶，我们五八年对他的量刑是很确切的，也是很恰当的，不能改变。”福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应该能说得清楚。如果说不清楚，你们又是依据什么判刑的呢？”那个女的看福音很激动，就说：“你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但道路可以选择。你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福音说：“我父亲的事我了解，我是他的大孩子，他被捕时我己经十七岁了，我知道他没干什么坏事，但不知道你们怎么就判了他是反革命。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又说是判错了。你们都能把国家主席判错刑，更何况是其他人？”法院的人就生气地说：“你别往刘少奇那里扯！刘少奇是刘少奇，你父亲是你父亲。你父亲的这个刑期判的没有错。你以后也不用再来找我们了。”说完就把一张纸条交给袁福音，这是法院正式的答覆。名称上写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函。正文是：“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悉。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1013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日期是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还有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大红印章。 袁福音拿着法院的通知，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梁惠珍迫不急待地问：“法院的人怎么说？”福音把法院的通知拿给母亲看，梁惠珍看了后，叹了口气说：“交托主吧，我们只能等候。”经过这一次的法院确认，袁相忱的全家人都不相信袁相忱能回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过了几天，袁福声的妻子对福声说：“我梦见你爸了，梦见他回来了。”福声听了，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当时福声和妻子因为没有房子，就在梁惠珍住的屋外，自己搭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小房间。袁福声的妻子根本没有见过公公，福声想，妻子可能是前几天听到父亲写信说要回来的事，才有了这种想法的。他们全家都认定，袁相忱不可能在近期内回来—谁能有法院说的准呢？ 但是，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袁相忱从工地收工回来吃午饭。正吃的时候，监狱领导进来念公告，袁相忱和其他犯人就都起立，认真听着。当时每天都要念几个人的名字，宣布释放。他们的农场中己有三十多人分批释放了。二十日那天，有袁相忱的名字。这一切既是在袁相忱意料之外，也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在长期的劳动中，人的感觉已麻木了，根本不会有大喜大悲的感情波动。但后来却越想越高兴。领导叫获释的人，吃完饭后就赶快收拾东西。袁相枕收拾行李时，把有些东西丢掉，有些东西送人。监狱又为要出狱的人每人发了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把灰色的、后面有“犯”字的劳改服装换下来，就表示不是犯人了。此外还每人发了六十元钱，作为遣返费。监狱领导还问袁相忱的家住在哪里，袁相忱说：“北京白塔寺。”领导听后，就说：“现在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己经不能进户口了，你有没有儿子在小地方居住？可以把户口上在你儿子那里。”袁相忱说“有”，就把大儿子的地址写下来。袁福音的住址在北京石景山，袁相忱一边写福音的地址，一边想：自己被捕时大儿子才十七岁，媳妇根本不认识，怎么能把户口上在他家呢？但领导问，他就只好写，因为犯人无权要求，也不能发表意见。 袁相忱立即把自己获释的消息写信告诉家人，用快件挂号寄出去，兴奋得整夜难眠。那天下午，袁相忱已不用劳动了，收拾好东西只等着回家。第二天清早，监狱为他们发了释放证。袁相忱一看上面写的地址是白塔寺，就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要不然的话，户口只能上在农村福音的家里了。其实他不知道，二十年后的石景山早已不是农村了。 袁相忱得到的是编号为“79刑清字第655号”的《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假释证明。裁定书中写着：“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和剥夺政治权利均为十年，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裁定书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发裁定书的单位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裁定书到达袁相忱手里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就是说袁相忱虽然获得了释放，但还需要加上十年的考验期，才能获得公民权。这没有公民权的十年中，按规定不能离开北京，耍离开北京就要向派出所请假，并且还要定期汇报思想。 十二月二十一日，袁相忱拿到假释证后，就马不停蹄地立即起程。他先是从监狱中步行三公里，赶到汽车站，再坐汽车到革志县城，再从革志县城转火车回来。革志是个小车站，只有慢车经过，火车要经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最后才能到达北京。火车从黑龙江革志起程后，因为天气太冷，所以蒸汽机车怎么也烧不起来，车速就减慢，慢车就成了慢慢车。袁相忱那时归心似箭，在慢吞吞的火车上如坐针毡。车开到吉林太平川那站，袁相忱当机立断，下了这列火车，准备在太平川换一辆快车回北京，哪怕能早一秒钟见到家人都好，所以即便多花些钱也在所不惜。袁相忱下车后就直接去卖票的地方，买了票又赶到车站电报室打电报，要家里人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去接车。他打电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多了，电报厅快要关门了，营业员一个劲地催促，所以匆忙之中他忘记写自己的名字，只写了：“我十二月二十二日乘车，二十三日晚十点半到。请接我。”这几个字，营业员也应付了事，急着下班回家，没有提醒袁相忱加上名字，所以这封无名无姓的电报就这样发了出去。梁惠珍是在二十二日下午五点多收到电报，她刚下班回家，看了电报后心想：“这是谁发的电报呀？连名字都不写。”再看看电报的地址，是吉林省太平川，也是个陌生的地方，她实在想不出有谁会在这个叫太平川的地方给自己发电报。傍晚正好袁福声的同学来了，他爱人是东北人，曾到北京看病，在梁惠珍家里住了一个月。梁惠珍就问他：“这是不是你爱人来的电报呀？没有写名字。”福声的那位同学看了看电报上的地址，说：“不是我爱人发的电报。我爱人在吉林。”福声眼前一亮，说：“妈，说不定是我爸发的电报。”梁惠珍想，忘记写名字的马虎风格倒是像袁相忱，可地址也不对啊？袁相忱是在黑龙江，不是在吉林。福声己经兴奋得跑到屋里，找出一本列车时刻表，一看，高兴地大声说：“没错!一定是我爸回来了！你看，从革志有车到太平川，从太平川又有车到北京，爸爸一定是在太平川上的车。明天就能到了。”梁惠珍看着儿子的兴奋样子，自己也兴奋起来，但又一想，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十一月十六日法院刚下的通知，说是不可能改判。一家人兴奋了一会儿之后，又都变得垂头丧气起来，因为大家都相信法院说的话，不相信是袁相忱回来，只以为是哪个朋友要来。最后商量好，总之不管是谁发的电报，既然收到了，就一定要去接。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福声先下班回到家里。他看到有一封写着母亲名字的信，笔迹是父亲的，就急忙打开。这是袁相忱在监狱里发的那封快件信。袁相忱告诉家人：“我就要回来了。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接我。接站的日期，我再打电报告诉你们。”福声看完后，高兴得直流眼泪。梁惠珍五点半下班回来后，还没进门，福声就冲出门来，向她大喊：“妈！”梁惠珍被这喊声吓了一大跳，还没反应过来，福声又接着说：“我爸来信了。我昨天说是我爸要回来，你不信。你看，他的信来了！”福声一边说，一边流泪，他们母子二人就在门外边又把信看了好几遍，一边看信一边掉眼泪。福声的妻子就催促大家赶紧吃饭，好早点去车站接人。 那天晚饭，谁都吃不下去，大家只喝了点粥，就准备去车站接袁相忱。福声又跑去大姐安湖的家里、老五平湖的家里，告诉他们收到了爸爸的信和电报，今晚就去车站接人。于是当晚梁惠珍、福声、安湖，以及安湖的丈夫张仲贤四个人去接站。他们大概八点半钟就到了车站，其实袁相忱坐的那辆车要十点半才能到，但他们个个激动异常，生怕去晚了。他们四个人，把住火车站当时仅有的四个出口，一直从八点半站到十二点钟。一批又一批的人流涌出车站，他们望眼欲穿，但始终都没见到袁相忱。 足足等了四个钟头，看了四个钟头，他们四个人腿站得酸了，眼睛看得疼了，但还不忍心离开。等出站的人都走完了，出口的工作人员要关门了，他们还不甘心，问关门的检票员，还有没有人在里面，是不是车晚点了。关门的人说：“那辆车早到了，人都走完了，没人了。别在这里傻等了，你们回去吧。” 劳累、失望、不知所措，他们四个人就这样站在寒冷的北风里，大家都沉默着。梁惠珍又不禁流出眼泪来。她不停地默祷：“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安湖叹了口气，担心地说：“我爸别是又出了什么问题，回不来了。” 深深的愁绪笼罩着这一家人。从极度的兴奋激动到极度的失望，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波动，使他们精疲力竭。安湖怕母亲晚上回到家后，又一个人胡思乱想，所以就说：“妈，你今晚就去我家吧，明天再回来。”梁惠珍说：“不用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女儿又说：“我给你们打个的士吧，现在也没车了，打的士回去方便些。”梁惠珍说：“不用了，打出租车多费钱哪。我和老二坐环城车回去，挺方便的。”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坐夜班车回来，一路上默然无语。环城车只开到西四，到西四后，安湖和丈夫就回自己的家，梁惠珍和福声要从西四走一站路，才能到家。 梁惠珍坐在汽车上、走在路上，都不停地四处张望，看是不是袁相忱不认识路，四处乱走。但街上没有一个人，离家近一步，她的心情就低沉一下，进了白塔寺的庙门后，她已低沉到了极点，泪水就在眼里打转。她再一次地向神发问：“神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是空欢喜一场？” 福声想安慰母亲，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正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一抬头，发现母亲屋里的灯是亮着的。梁惠珍一向节俭，不浪费一度电，今天临出门时福声亲眼看着她关掉灯、锁好门，把钥匙交给自己的妻子。这么晚了，自己的妻子也不会一个人呆在母亲的房间，难道是父亲回来了？梁惠珍也看到了屋里的灯光，他们两个互相看一眼，但又没有信心，不敢再说什么，就只好彼此不约而同地快跑起来。一进门，看到一个光头的人正坐在板凳上洗脚，再一细看，才认出是袁相忱。他们两人就奔到袁相忱面前。袁相忱也认出了妻子和儿子，他连忙站起来，脚还浸在脚盆里，伸出双手来，紧紧地握住妻子和儿子的手，一家三口抱头痛哭。袁相忱一边哭一边说：“这些年你们受苦了。” 福声的妻子听到他们回来的声音，就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看着他们三个人抱头痛哭，自己也忍不住直掉眼泪。但她又想，公公今天能回来，应该是高兴才对，所以她就想使气氛轻松一点，故意对自己的丈夫打趣说：“福声，瞧你笨的！被接的人都回来了，你这接人的还没影儿。”于是一家人经她这么一打趣，又破啼为笑。 为什么梁惠珍和孩子们没有接到袁相忱呢？原来，袁相忱坐的车晚点了，本来是十点半到，结果十一点多钟才到站，那时出站口的灯是红眼灯，看不清楚，再加上袁相忱穿着一身黑，又戴着大皮帽，只露出两只眼睛，所以四个人都没有认出他。袁相忱本来是应该认得出妻子和孩子们的，但因为火车晚点，他的性格又急躁，从出站口出来时没看到家人，他就想，或者是家人没有收到电报，或者是来接他的人等不到他，就先回去了，所以也就没有仔细看。其实当时只要他稍微停留一下，或是回头再看一下，就会看到家人的。但归心似箭的袁相忱却出了车站后，就急忙去找103路车的站牌，迫不及待地想早一点回家见家人。到了103路站牌下，一看时间，没车了。他就打算叫一辆出租车回家去，花点钱也不怕。正当他准备打出租车的时候，很奇妙地，站牌下又来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看了时间后就互相商量，一个说：“我要去白塔寺，现在103路车没有了，我只能去坐夜班车了。”袁相忱一听那人的地址和自己家的一样，就想，既然有夜班车可坐，他又和我同一个站下车，我就干脆跟着他，去坐夜班车，省些钱也好。他就一路跟着那人，来到夜班车的站牌下等车，袁相忱也是坐到西四，下车时，因为身上没有零钱，他就给售票员十元钱来买票，售票员找不开钱，就没收他的钱。下车后，袁相忱就往西向白塔寺方向走来。他想，只要找到白塔寺的庙门，就能找到家了。但因为庙门已被拆了，所以袁相忱就走过了头，到了白塔寺东岔。因为袁相忱走后才搬的家，所以他不知道家的具体位置，感觉不对头了，就凭着直觉又往北走，一路走一路喊梁惠珍的名字，但没人答应。走到最里边，还有一家没睡觉，里面有人答应说：“就在那间大屋子呢。”袁相忱也不知道是哪间大屋子，猜想是走过了头，所以又往回走，仍然是一边走一边喊。福声的妻子本来是在家等他们接公公回来，可是因为等得太晚了，她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袁相枕的喊声把她喊醒，她听到外面有人在喊婆婆的名字，就在屋里答道：“我妈去车站接人了。你有什么事？”袁相忱说：“她接的就是我。”福声的妻子一听，赶紧起来，出门看到袁相忱，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和公公见面，只说自己是福声的媳妇，就拿出钥匙来开门。袁相忱就进到自己家里，媳妇又为他拿来脸盆、脚盆，为他倒好水，他就开始洗涮。正洗脚的时候，梁惠珍和福声就回来了。其实，他们坐的是同一次夜班车，只不过袁相忱坐的车比梁惠珍和福声坐的早一趟而已。 袁相忱终于平安地到家了。他走了整整二十一年零八个月。走的时候，孩子都还小；回来的时候已是儿孙满堂。走的时候，母亲健在；回来的时候，只能看到母亲的遗像。这二十一年多，这个家就是靠着梁惠珍那柔弱的肩膀支撑着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常人难以想像的事，神却亲自为袁相忱的全家成就了。 袁相忱开始为主工作时，认为有个家庭，工作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没有独身的打算，他在婚姻上是顺其自然的。他认为，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如果你为主的事情挂心，主也必为你的事情挂心；这是主的恩典，不用自己瞎忙乎的。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使他不能对家人尽应尽的责任：孩子们正需要培养的时候，他走了；母亲正需要人服侍的时候，他也不在；但梁惠珍却替他完成了他没有完成的事情。袁相忱在监狱里时，每月发二元五角钱买生活用品，但他从这仅有的一点点钱中，还能攒下钱给家里寄来。袁相忱与父母的关系开始时因信仰而产生不和，但他始终都很孝顺、关心父母，直到母亲信主后，他们家庭关系才有所改善。袁相忱被捕后，袁母曾对梁惠珍说：“我儿子在时，我也不是天天吃酒席；现在儿子走了，我吃我儿媳妇的，也是一样。所以我没有挂虑的，一心仰望主。儿子不在了，但媳妇也对我好。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但我又觉得过意不去，你还要养一帮孩子。”梁惠珍就说：“妈，不是吃我的，我们都吃主的。”袁母信主后有祷告医病的恩赐，她给一个姓李的老太太按手祷告，老太太的泻病就好了。她常出去探望别人。八十岁开始患老年痴呆症，不认识人，八十二岁去世。这二十一年中，一直是和儿媳梁惠珍生活在一起的。圣经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这二十一年中，梁惠珍用神所赐的智慧，为袁相忱保留着一个最温暖的居所。 袁相忱曾问妻子：“这二十一年多，你是怎么过来的？”梁惠珍用一句话回答他：“困难很多，恩典更大。” 袁相忱回来后对子女说：“我走的时候，你们还小；现在你们长大了，我要给你们说明白：有两条大路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走哪条，要有个选择了。”老大福音和老三福乐最早清楚得救，后来安湖、平湖也相继受洗，使袁相忱很得安慰。这六个孩子都为人正派、孝顺，没有不良嗜好。袁相忱为此很感谢主。他说，我的生活是每天唱哈利路亚的。 袁相忱生活很有规律，传道很严谨，他是靠着主做每件事，而不是靠着人。对教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神的仆人是由神亲自拣选的。凭自己的意思做事，这不是对待神的态度。”他非常正直，总是尽力培养年青人，只要是追求的，一律培养。 袁相忱的大儿子福音一九八零年在缸瓦寺三自教会受洗。那里的牧师知道袁相忱从监狱里出来了，也知道福音也受洗了。福音受洗前跟父亲谈过，父亲说：“你自己拿主意，你受洗我当然很高兴，但这是你和神的关系，你首先要自己清楚神的心意。”福音的单位知道他受洗后，就让他参加三自会，但福音不参加，并且告诉他们说：“我与他们观点不一样。”后来他们又来找过福音一次，福音还是同样的答覆：“我从小就是反革命，也不怕什么，我和他们道路不同。”最后他们就不来找了。袁相忱从来不要求子女受洗，而是等孩子们清楚后，自己来要求，他只在平时注意引导孩子们的灵性和人生观。现在他的五个在北京的孩子中，有四个已经受了洗。 袁相忱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政府敢把他这样的现行反革命份子放回来，主要是认为，经过二十年的社会变化，他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已经失去了反革命的温床了。这话只对了一半。在生活层面上，袁相忱确实是已经落伍了，他所理解的都是老观念。出监狱的时候，发了六十元遣返费，他就高兴地对梁惠珍说，“我还带回来六十元钱，给你买点什么东西吧。”他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多年，根本不知道六十元钱已经不算什么钱了，还觉得是个大数目。梁惠珍说：“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人回来就好了。”袁相忱的行李还存在车站，他带了一条被子回来，梁惠珍一看，都烂了，就把那条被子扔了。袁相忱笑着说：“我要是知道这时我家里那么阔，我就不用大老远地把那些破烂带回来了。”二十年前他走的时候，石景山还是农村，是个农场，有农民在种菜、种粮、养鸡、养猪；二十年后，那里早已成了北京城市的一部分，农场变成了钢厂，农民成了市民。袁相忱回来后，梁惠珍天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但袁相忱觉得，笼养的鸡没有以前农民家里自己养的土鸡香，他就让在石景山工作的大儿子去买只老土鸡来。福音哭笑不得，对父亲说：“爸，现在农民都富了，不养鸡也不种地了，石景山的人吃的也是市场里买的笼养鸡。” 但在信仰层面上，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上帝都是一样的，所以信仰是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你就永不会觉得过时。袁相忱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六岁了。有一个街坊很关心他，就说：“老头子回来怎么办呢？找其它工作都不好找了。这样吧，我想办法帮你介绍一个卖晚报或看门的工作吧。”袁相忱很感激邻居的好意，但他谢绝了他的帮忙。其实袁相忱有六个孩子，孩子们都有工作，如果他要去卖晚报的话，孩子们都不答应。信徒杨津广获释后继续在医院工作，他也很关心袁相忱的生活问题。一次他对袁相忱说：“现在百科全书宗教部份需要翻译。你外语那么好，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赚点钱。你不用去上班，只要把需要翻译的东西拿回家里来做就行了。”袁相忱说：“不，我不准备做任何工作了。我现在有惠珍的工资，再加上孩子们都很孝顺，我们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了。我要趁着还能动，要多做点神的工作，把以前的时间补回来。” 袁相忱回来后没几天，梁惠珍就带着他去见王克忱老师的妻子王师母。这是袁相忱去拜访的第一个主内肢体。王师母在袁相忱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为他恒切祷告，并有信心相信在她有生之年，能见到相忱活着回来。袁相忱出狱时她已九十多岁，双眼已失明。她听到梁惠珍问她：“师娘，你猜我带谁来看你了？”王师娘摸索着伸过手来，摸住了相忱的手。袁相忱说：“王师娘，我是相忱，我来看你来了。”王师娘听了，却不太相信，又问：“真的是相忱吗？”袁相忱说：“是我，我回来了。”师母这次听出真是相忱的声音，就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她握着袁相忱的手说：“主真是听我的祷告了。他是信实的主。神让我活到九十多岁，就是为了让我活着看到你回来呀！”王师母又活了六年，以九十六岁的高龄安然辞世。 袁相忱去见的第二个信徒是梁惠珍的弟妹，是个睡了二十多年大觉的基督徒。她看到袁相忱在监狱中二十多年还爱主依旧，就很受感动，说：“我以前就信，但在文革中不敢承认。现在我要好好地信靠神了。” 袁相忱的六个儿女中，有四个是在北京，有两个在外地。老四福乐在贵州工作，在七七年去革志探望过袁相忱。倒是只有在山西大同工作的老六，是袁相忱十四年之久不曾见过面的。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袁相忱决定自己去大同看看小六全家。八零年春节前，袁相忱就去了大同，过了正月十五才回来。去大同的时候，女儿和女婿去车站接他，分别把住两个出口。女婿看见一个老头在那里走来走去，像是在找人，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岳父呢？上前问一问吧。一问，就是袁相忱。女婿又领着袁相忱去另一个出口找小六，小六看到袁相忱，很清楚地认识这就是自己的父亲，只不过以前觉得父亲很高大，现在显得又黑又瘦又矮。小六请了假陪着父亲，共叙天伦。袁相忱在女儿家重操旧业，向女儿女婿的朋友传福音，小六的两个朋友都决志信主了。 袁相忱回来后，面临两条很现实的出路：一是参加三自，不仅能够平反，而且还能获得不少好处，至少老了不用发愁退休金；三自也多次派人来表示愿意接受他。二是仍然坚持不参加三自，自己在家里服事神。袁相忱选择了后者。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看他，很多人劝他：“现在很多案件都得到了平反，五七年和你一起被打成右派的那些人，都己经得到了平反，只剩你一个还没有平反。你应该去找他们，让他们给你平反。”袁相忱知道，他的案件明摆着的是冤假错案，应该平反，可是他却不去找他们，因为圣经上写着：“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耶稣当时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在那公义审判人的神。我自己受的这些，和主比起来，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有的牧师告诉他说：“你写啊！写材料让他们给你平反，你去上访，花多少年也值得。你死了还能为六个孩子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但袁相忱不这样想，他解释说：“我本来是应该死的人，主让我活到现在，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些时间服事他，哪有什么时间去写什么伸诉材料？主的权柄远比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大得多。我已经得着最大的了，所以就不在乎这些小东西了。”
二、上户口
袁相忱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落户口。中国是个户籍管理很严格的国家，没有户口就寸步难行。他上户口的经过也是很奇妙的。当时在北京落户口很难，要党委的介绍信、证明信，而梁惠珍当时已经退休，她是七九年退休后又反聘，在工程队做预算，很受重用。梁惠珍就对单位的领导说：“我丈夫回来了，要上户口。”领导说：“可以呀！你为单位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这事就交给我们办吧。”梁惠珍写下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从哪里回来，要把户口上在哪，领导就把条子送到公安五处。几天后梁惠珍正在工作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雪，单位的同事来找她，说：“户口批下来了，你去找派出所，找姓何的，给他资料，他就会办的。”梁惠珍就冒着雪，一身白，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看了看资料，对梁惠珍说：“你回去吧！我们登记好了会通知你的。”袁相忱回来整整一个月后，即八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梁惠珍上班后，派出所的人来家里通知，说：“姓袁的，你的户口下来了，领户口去。”袁相忱就去公安局。负责办理的人问他：“你的户口关系怎么没有转来？”袁相忱说：“那是监狱，户口和就业问题都由当地政府解决。”并把释放证拿出来，派出所的人就进屋里去研究，没多久就出来，把户口给袁相忱，连布票、粮票、油票都一起拿回来了，非常顺利。这确实是神的恩典，神的看顾。有许多跟他一起回来的人，有二十多个，好多年都报不上户口。许多人想报户口，是为了报上户口以后好找工作，但袁相忱却想：“我的孩子那么多，不怕没人养老，所以我们要不要户口都无所谓。”但不要求，神却为他成就了。很多人知道袁相忱的户口已经报好了，都打电话到梁惠珍的单位，问怎么报的户口？梁惠珍说：“很简单，从单位开了证明，然后到公安局说明他从哪里改造回来，就行了。”别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行？你的太容易了！”在那时能报上户口是件很奇妙的事。吴慕迦的儿子也来了，说：“我爸的户口不能上北京，只好到内蒙我姐家里了。为什么你们就可以上呢？”梁惠珍说：“这是神的恩典，感动我们单位领导给报的。我自己没有花钱，也没有找人活动。” 户口有了，但袁相忱还不是公民，当局对他还是不放心，要加上考验期十年。在十年中没有公民权，不许离开北京，一个月两次上派出所汇报，因袁相忱是重刑犯，所以开始的时候袁相忱提出要一个月汇报一次，派出所的人都不答应。所以他就只好每月去两次，交两份材料。袁相忱写了很多年的汇报，已经是老手了。汇报上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回来后就订了一份报纸，听广播，每天改造思想；二是在家中做饭；三是希望首长帮我早一天获公民权。每次都是这三个内容，领导看了也不说好也不说坏，后来一看老是这一套，也就不要了，只让街坊监督袁相忱。可袁相忱和邻里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也没有什么可监督的。后来就是只需要一年写一次总结，抄几段报纸交上去；到最后，一年一次的总结都不要了。八九年年底，派出所的警察来了，说：“老袁，你的考验期快到了，你写个总结吧！”袁相忱就写，写检查写熟了，也不外乎东抄西抄，写好了就去派出所盖章，加意见：派出所证明袁相忱在这十年中，没什么反革命行动，然后又把证明送到黑龙江省第一监狱，监狱盖章通过，又通知派出所，袁相忱就得到完全解放。八九年十月份，拿到了身份证，获得公民权。
三、重新事奉
袁相忱八零年去大同的时候，有一个姓赵的人从香港来北京，顺道看望袁相忱。他说自己是在幼儿园工作的，从电台得知袁相忱已被释放，头发仍然很黑，精神也很饱满，不减当年。他想查证一下这是否是真的。他没有见到袁相忱，但从梁惠珍那里得到了这个准确的消息。这是第一个来看望袁相忱的外国人（但现在就算是中国人了）。 袁相忱回来后，最强烈的想法就是继续事奉，所以他不愿意做其它工作，耽误时间。他回来后，因为经常有信徒来问问题，来祷告，所以袁相忱就对大家说：“干脆我们礼拜三一起查经吧！”后来礼拜天也有聚会了。八零年春天，参加他家里的查经会和聚会的人已近十个。后来国外的信徒也都知道袁相忱从监狱农场放回来了，就通过各种渠道来看他，于是他又多了一项接待工作。 从出狱以后，袁相忱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送圣经。八一年三自还没有印圣经，那一年他送出去大约二千多本圣经，是香港的一个牧师送来的。又有一个组织，名为“敞开的门”，专门向宗教迫害的地区送圣经，他们也送了很多圣经，通过袁相忱发给信徒。后来美国又有一个旅游团来到北京，他们白天旅游，晚上听袁相忱的见证，也送了些圣经给中国信徒。送圣经的工作当时是不合法的，但袁相忱不怕。他说：“没有圣经，大家怎么敬拜主呢？”袁相忱还把圣经让小六带回大同，发给大同的信徒；小六因分发圣经的事还被当地的三自追查过，但感谢神，并没出什么大问题，真是神特别的保守。 袁相忱的孩子们也在发送书籍的工作中做了很多事情。女儿袁平湖曾三次帮袁相忱取书，因为袁相忱老是出去，并且书太重，所以书就寄给女儿。后来公安来找袁相忱，下午又来找平湖，两男一女，问平湖知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本书？平湖说：“我没开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也不知有多少本。”公安人员说：“这些都是反动的，是外国寄过来的版本。我们把你带到分局派出所都是合适的，但为了你的前途，所以还是到你单位找你谈话，你要好好配合我们。”其中有一个姓杨的人说：“我和你爸已经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了。”原来他就是公安局里一直专门负责处理和袁相忱有关的各种事务的人。他说：“老头子岁数大了，想聚点会就聚吧，我们也不太管他。可这书不成，这是大事。”然后又详细地问了平湖的家庭情况，并一一做了记录。最后，公安局的人又说，“现在有很多宗教狂，打着你爸的旗号，搞别的活动。你爸成了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旗帜，也是被别人利用的。你以后也帮着我们做你爸的工作。你爸人是好的，信仰是很忠诚的。他就跟毛泽东似的，老了后，糊涂了，江青等人就打他的旗号，在外头乱搞。你爸就像毛泽东晚年，自己说过的话也许都糊涂了，别人就利用他，打着他的旗号干坏事。你还年轻，你要为你爸做好防备工作。以后再有人把书寄给你，或是要做别的事，只要你知道了，就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办理。你收到书后，也可以先打开看一看，如果需要发的，就发；不需要的，咱们就处理掉。以后来的信件和书就都这样办。”平湖没有答理他们。他们又追问：“那些书你们都发给谁了？”平湖说：“我都拿去给我爸了，一本也没看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公安局的看问不出什么，就让平湖在记录上签名。后来公安局又去调查领导，问平湖的情况，领导说：“袁平湖是我们单位的老职工，挺好的，工会主席，很老实，不会干坏事的。”公安说：“我们来查的不是她的事，是她爸的事。这老头可不一般，共产党弄了他二十多年，他能对共产党好吗？”领导说：“我听说她老爸都八十多了，眼睛又不好，还能做什么坏事呢？”公安局的人碰了一鼻子灰，就走了。 袁相忱也尝试利用各种方法传福音。他先是买了一台录相机，录一些录相带，给信徒看。用录相带传福音，尤其是对老太太、不识字的人，有很大造就。为了方便对农村的传福音工作，他们也利用幻灯机来工作。国产幻灯机很便宜，机型又很小，带到农村去很方便，但就是制作幻灯片却太复杂、太费时。开始的时候，袁相忱就带领几个同工一起画幻灯片，制作了福音桥和浪子回头等。后来，有人带来一两套新约和旧约故事的幻灯片，他们就停止自己制作了。他也录一些录音带，因为家庭聚会时，传道人少，没有人带领，没有人讲道，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讲道录起来，送给别的家庭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播放。后来，又有人从海外带来一些成套的讲道磁带来，袁相忱就把这些磁带分发给家庭聚会点，用磁带来传讲主的话语，造就信徒。 袁相忱刚获释时，政府并没有干涉他的工作，主要是因为那时来聚会的人没有现在那么多，并且因为袁相忱还在假释期内，所以有些客人也不方便到他家里来，只能是叫袁相忱去外面见面，所以没有引起派出所和邻居们的注意。 一九八六年，来袁相忱家里聚会的盲人信徒已经有七八个。他们住的地方离袁相忱家很远，但他们彼此之间又住得很近，袁相忱就提议说：“你们每次跑来跑去不方便，现在人数也比较多了，最好你们有自己的地方聚会，我每星期去你们那里带聚会，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盲人信徒王德明弟兄自愿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作聚会场所，袁相忱就每星期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那里领聚会。那个聚会点也很蒙神的恩：几年时间，由最初的七、八个人迅速发展到三、四十人。 假释期过后，袁相忱家里的聚会人数不断增加，目前已有二、三百人，分成三次聚会，每次有一百多人，是北京一百多个家庭聚会中，人数最多的，所以很受政府注意。但袁相忱却不怕，他说：“神让我从监狱中出来，为的就是继续工作；我活一天，就要为神工作一天。传道人可以被抓，但神的话语却不能被捆绑。” 袁相忱每天都有很多接待的工作，还要回很多的信。信徒来一是要书，二是寻求事奉主的路。有的信徒把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带来袁相忱的家里，袁相忱就给他们传福音，送小册子让他们回去看。袁相忱说，使徒行传就是教会的蓝图，开玩笑说：“把使徒行传读一百遍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还提倡，今天的教会要回到使徒行传去，跟着使徒的脚步行。他对信徒说：“在中国教会目前的这个特殊时期里，惟一的方法就是家庭聚会，在家中事奉主。如果想有招牌、有组织，那就走错路了，因为有招牌、有组织的，就是人民团体了；而在中国，人民团体必需要党的领导。教会若接受了党的领导，就不是基督作头了。”
四、与王明道先生的后期交往
八九年十月底，袁相忱刚刚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正式成为中国公民。很快地，他就让这个得之不易的身份证第一次派上了用场—他要去上海，去见王明道先生。他本来说要住在陈本伟弟兄家，陈弟兄以前是在小群福音书房工作的，阜仁大学毕业，后在十中教古文，在那里退休。他母亲在袁相忱的福音堂受洗，大家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他在上海有房，安排袁相忱夫妇住在他家里。陈本伟弟兄去车站接袁相忱夫妇，在车站一见面，陈弟兄说：“袁弟兄，我们看来要改变计划了。王明道先生一听说你们要来，看见你们的信就哭了，吩咐我无论如何，要你们一下车就直接去他家。”又对梁惠珍说：“王太太直夸你呢，说：’袁师母那么漂亮的人，能等相忱那么多年，真是神的作为。’”于是他们一行人就拎着大包小包，直接去王明道先生的家。一进门，王明道先生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到门口，对袁相忱说：“相忱啊，我两眼看不到你了，我的好弟兄！”一边说着，一边拿手摸着，屋里的人就都掉下眼泪来。于是袁相忱夫妇就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住了四天。每天他们不停地说着这二十多年来彼此的情况，又彼此勉励。王明道先生当时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耳朵也聋，所以说话很大声。他当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言语表达有时清楚，有时糊涂，王太太当时比王先生脑子清楚，对有些事情、有些年代，记得比王明道先生准确。 王明道先生告诉袁相忱，他的儿子王天锋小时候就受过洗了。天锋是个孝子，每星期两次要回家陪父母吃饭。吃饭时袁相忱问天锋：“你父亲已经这个样子了，我们这一批人已经老了。你的信仰如何呢？”天锋迟迟不回答，后来才说：“一言难尽。你看我现在生活得这么安稳，可我父亲信耶稣、传道，结果落到这个地步。”后来，他又谈到圣经不可靠、不科学，特别是创世纪。但袁相忱却觉得天锋有一天会回归的，他是属于浪子；儿子永远是儿子，时候到了，他会回来的。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谈的最多的，就是当年一起拒绝参加三自的那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数过来：有的是面对被捕的威吓，立即就放弃的；有的是在监狱中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出卖人，自己不到一年就出狱的；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改造，真的是被改造过来的，出了狱，不能持守所信的道，又加入了三自的。每谈到这些，大家就觉得很压抑。当年一同在主面前坚立心志，却不能都持守到底。最让王明道先生失望的是当年他苦心培养的彭宏亮。彭宏亮当时很年轻，比袁相忱还要小十多岁。他的动作、讲道的声音都学王明道先生，人称“小王明道”。本来是彭宏亮来找袁相忱，出主意让袁相忱写信发明信片给大家，通知大家开会，结果入狱后，他把这件事都推到袁相忱的身上。袁相忱交待时只说是自己发的明信片，不说别人。结果彭宏亮最早出狱，只在监狱里呆了一年多，就放出来。但神是轻慢不得的，彭在狱中检举这个、检举那个，推脱责任，结果出狱不久就死了。先是半身不遂，在东大地桥有人看见他脚搓地走路，流哈拉子，说话也不清楚，在六二年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吴慕迦。他的家与袁相忱的家挨得很近。他被捕很特别，正骑着车，走到胡同口，有警察说：“站住，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就被带上手铐。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又抄家。吴慕迦与袁相忱曾一起在东北服刑，他获释后，梁惠珍和刘淑洁曾去看过他。她们都说主的话，他却不说，老转移话题。又有一次，梁惠珍给他送三十元钱，送烤鸭，吴慕迦告诉梁惠珍：“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你来了我还得向一个高个长脸的人汇报，你也认识。”梁惠珍马上明白他说的是谁，那人是学生会的。吴又说：“我郑重地说，你们也不要再拿钱来了，我不要。”后来他承认说：“我己经放弃了信仰。我们信耶稣的为什么要欺骗人呢？为什么要信呢？马克思原来也是信的，但后来不信了。为什么要信呢？我不信就是不信，我不想欺骗人，我现在就是不信了。我不能再深说，怕你难过。我为你高兴，你没有和袁相忱离婚，那么多年都没和袁相忱分手，我很为他高兴。希望你现在要多订一些进步的书籍，让袁相忱的思想转变得快一点，快点出来。他太固执了。”梁惠珍听了，一阵心寒。吴慕迦获释后爱人已去世，他很伤心，户口也进不了北京，就留在当地劳动就业。他说这番话时，有三个人在场：吴慕迦与他儿子大卫以及梁惠珍。他儿子就问：“你批判的是什么？算哪一类？”吴慕迦就说：“我就批判信仰。我现在不信了，不自欺欺人了。”他儿子说：“你每次汇报就是做间谍工作，出卖人。”吴慕迎就沉默不说话。梁惠珍带给他三十元钱，他说不要，可梁惠珍也没有拿回来，钱就搁在桌子上，梁惠珍就走了。从此大家很少来往。吴慕迦后来又加入三自，神学院院长殷继增劝他在燕京神学院教书，他就去教希腊文。加入了三自，户口、薪水、楼房等一切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都很好了。他搬家都不告诉信徒。一次，他在三自讲道，主题是“谦卑”。讲完后宋天真写信问他：“你讲的很好，可为什么不把失败的见证讲出来。你怎么失败、怎么不承认主，这些见证更能教育别人。”吴慕迦看信后说，很感激宋天真的信，因为没有人敢跟他提这些。 吴慕迎后来曾来袁相忱家里看陈本伟的母亲陈老太太，陈老太太当时来北京住在袁相忱家中。他自己辩解说：“我当时是批判神学。”可他后来恰恰又做了神学老师。 袁相忱说：“我与吴慕迦虽然一同受苦，但后来道路却不同。” 王明道先生听了直摇头、苦笑、叹息。 人很难从外表来检验一个人，只有神用火来试炼。人在神面前不是靠知识口才，而是靠忠心，才立得稳。很多人在神的工作上，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终结，不能把起初的火热持守到底。有很多人，看起来没有很多的恩赐，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始，却能够持守到底。袁相忱经常告诫他的同工：“不可在主里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会怎样，你不知道神会如何带领他。” 其实早在八九年，袁相忱去看王明道先生之前，王明道先生己经在思考一些当时中国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他找了七八个亲近的同工，在他家里开会，还录了音。后来有一个一起开会的弟兄来找梁惠珍，说是有事商量，让她上他家里去。梁惠珍就去了，那个弟兄告诉她：“我要你来，是让你听一盘录音带，是王先生与几个人的谈话。”梁惠珍就问：“怎么不让相忱来听？”他说：“相忱刚从里面出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什么都说，并且他认不清好坏人，对谁都没有戒备。你听了回去再告诉他。”梁惠珍就认真听录音带。王明道先生说：“当前宗教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大教会，政府所控制的，一个是家庭会。现在的大教会是共产党利用三自来压制信仰，我是极力反对，坚决站在主的那一边。不过现在我觉得很惋惜，到现在我觉得与我同心的人非常少，为我受牵连的人很多，为我的问题牵连了一大片，中学、大学、各行业都有为我受牵连的人，我是知道的。但真正与我同心的人特别少。真正不向政府低头，能够站立住的人太少太少了。你们说说，还有谁呢？据目前的情况，有两个人是我最大的安慰，一个是广东的，姓林（林献羔），一个是北京的，也是广东人（袁相忱），这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能站立得住，能令我得安慰的。广东的那个屡次经过考验，是这样的；北京的那个也是这样。别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很多人都是见了事情就躲，不是真正把自己摆上，令我很痛心。”除王明道先生发言外，还有别人也发言说：“我们不能被共产党利用，我们也不利用他人。我们传的是主的真道，没什么可惧怕的。”主要还是王先生讲话。王明道先生当时很清醒。这是梁惠珍亲自在那个弟兄家里听到的。袁相忱夫妇八九年去看王明道先生时，他已经是车轴辗话，说了又反复说。 王明道先生于一九九一年逝世，袁相忱得到消息后，写了一篇《记神仆王明道先生》的文章，悼念王明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