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份(上) 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一、被捕

　　五八年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叩响了北京的城门；清明过后，第一场春雨为北京带来了朦胧的绿意。袁相忱每天带着最小的孩子小六去街边的小店吃早餐时，明显地感受到春天的脚步。六岁的小女儿在春天里，明显地比以前更加活泼，更加懂事。过了一个年，孩子又长大了一岁。袁相忱在孩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勃勃的生机，也感到为人父母的欣慰。但他的内心却毫无轻松感，知道自己离开家的日子不远了。他是以最珍惜的情怀来一一体味这一切的。

　　天热了，袁相忱就把棉衣换下来，开始穿毛衣。梁惠珍帮他把棉衣洗好后，准备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里，明年再用。袁相忱对妻子说：

　　　　“你别把我的棉衣收起来，就把它放在我枕头边就行了。”

　　梁惠珍问：“你还穿吗？不穿就收起来吧。我刚洗过了，放在外面会落上灰尘的。”

　　　　袁相忱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块小布包起来，放在我枕头旁。”

　　梁惠珍就没再说什么，把棉衣叠整齐了，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头边。

　　袁相忱已经预感到自己会在近期内被捕，所以就想万一被捕的时候，就把棉衣一起拿着。听说监狱里边被子很薄，到时候肯定用得上。又过了两天，袁相忱对梁惠珍说：

　　　　“你出去给我买双新布鞋吧，要合脚一点，耐穿一点的。”

　　梁惠珍问他：“怎么想起来要买新布鞋穿了？”

　　因为袁相忱平时经常登台讲道，所以穿皮鞋的时候较多，并且袁相忱一向注意节俭，他的衣服和鞋，除非是穿破了，才让梁惠珍去买；若是衣服还没穿破，梁惠珍就帮他买了，他还会说梁惠珍不该浪费钱。这么多年来，梁惠珍已经摸透了丈夫的脾气，并且也养成了同样节俭的习惯。这一次是袁相忱主动提出让她买鞋，她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就忍不住问了一句。袁相忱沉吟了一下，才说：

　　　　“买双布鞋，好在以后劳动的时候穿。”

　　梁惠珍听了楞了一下，继而就明白了：丈夫己经为被捕作准备，前几天丈夫不肯让她把棉衣收起来，她当时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想起来，应该也是为被捕作准备。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就在眼框里打转，但她控制住，没有让它流下来。袁相忱看到梁惠珍的样子，他的鼻子也酸酸的，但也忍着，当做没看到妻子的表情一样，走到外屋看书去了。

　　被捕的预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担忧。他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为他走后一大家人的生活担忧。他的母亲当时已六十多岁，妻子梁惠珍没有工作，家里有六个孩子：老大福音刚满十七岁，小六还只有六岁多；五个孩子在读书，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这一家人怎么办呢？

　　撒但很会寻找人的致命处来攻击人。他知道袁相忱对家人的情感，所以在袁相忱信仰黑暗期中最关键的时候，撒但已经藉着袁相忱的这个弱点来多次攻击过他：不论是政府的警告，还是主内信徒的劝说，都以“你走了以后，这一大家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来做文章，今天他又面对自己家人的情感和自己内心的担忧的挑战。

　　弱点是明摆着的，关键是怎么解决。袁相忱反复地考虑着。

　　当时从表面上看，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向政府表态，愿意参加SZ；参加了SZ，自然就不会被捕，不会和家人分开了。二是彻底坚持到底，坚决不参加SZ；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被捕，顾不了家人了。

　　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脱离这患难，使他既不用加入SZ，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家人分离，他就在这福音堂中事奉神。他就这样向神求，祷告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了支持的理由：求神为他个人和家庭开路，更求神为中国的福音工作开路，因为他相信，凡是出于爱神的动机的，神就必保守。

　　没错，神是会保守义人的，可是他忘了，神有权用各种方法来保守他的儿女。神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人所想的方法。多年以后，袁相忱回忆自己被捕的前前后后，才明白：神己经为他和他的家庭开了出路，神也为中国的教会和福音工作开了出路，并且神所为他个人和中国的福音工作所开的出路、所成就的一切，远超乎他的所求、所想。

　　祷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来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没有人警告他，没有人劝说他，没有人打扰他。他想，“神一定是听我的祷告了，要救我脱离这患难，要为中国教会开一条新的路，让人们看到，不参加SZ也是可以的。只要基督徒能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四月十九日上午，梁惠珍从街上回来，把一双新的厚底布鞋交给袁相忱，说：“你先试一试，看看合适不合适？”

　　袁相忱当时正在看书，头也没抬，也没细想妻子的话，拿起鞋来套在脚上时才想起来，这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叫妻子买来准备被捕的时候穿的，而现在，鞋己经买好了。

　　袁相忱心中一惊：“神啊，难道你是藉着这件事来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说话，以为他在看鞋，就说：“这鞋很结实的，花了四块八毛钱。我刚才拿了十块钱出去，找回来五块多，这五块多零钱就搁你的兜里吧。”说完就把钱塞进袁相忱的裤兜里。他们谁都没想到，这双鞋在当天夜里就派上了用场：袁相忱是穿着这双新布鞋，带着那五块多钱，进了监狱的门的。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个特别的年份：春天的时候从中央传来一道命令，全国的人都必须参加“除四害”的活动，其中包括打麻雀。打麻雀的方法也很特别，全国每一个地区在一天里集中时间集体行动，制造各种噪声，使麻雀惊吓之际，四处飞，但飞来飞去，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所以再继续飞，直到在天上疲乏过度，掉下来摔死为止。打麻雀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麻雀真的少了；二是从第二年开始，各类昆虫因失去了麻雀这个天敌，而开始大量繁殖，酿成了另一种虫灾，其中尤以蝗虫为甚。蝗虫是麻雀的主要食物之一，麻雀少了，蝗虫的生存率自然就高了，高到成为比麻雀更大的一种灾害，使各种农作物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引发了五九年的粮食大饥荒。紧接着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用人为的手法破坏神所立的自然法则，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打麻雀的工作是由北京全市统一行动的，定在四月二十日上午九点正准时开始。工作安排由市到区，由区到片，由片到街道，层层落实，要求必须准时、准点、全部人都参加。为了部署打麻雀的工作，四月十九日夜，街道召集了一些代表来开会，做进一步的安排。梁惠珍作为街道主任（一条小街道的管理人员），自然也参加了。那天夜里，布置任务会议开到十点半才散会，梁惠珍回到家里，孩子们都睡了，袁相忱正躺在床上看书。盲人青年陈邦恒因下午来袁相忱家里请教问题，吃完饭太晚了，不方便回去，所以当天也就留宿在袁相忱家里，睡在另一个房间里。梁惠珍洗漱完后，也就准备上床睡觉了。那时大约十一点多一点，忽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又有一个管户口的警察在门外叫：“梁主任，开一下门。”

　　梁惠珍以为是为了明天打麻雀的事，就一边问，“有什么事？”

　　一边打开了门。开门后看到门外站着两个人，都是街道派出所的，大家平时都很熟。那两个人说：“

　　不是找你，是找老袁，我们所长要请老袁去谈话。”

　　袁相忱听了，说：“好吧，等我一会。”

　　边说边赶快起来，下床的时候，顺手拿出放在床边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但他们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话，不会有这么客气。”

　　其实是派出所的人因为刚刚与梁惠珍一起开完会，布置完工作，所以给她一点面子，不让她亲眼看到丈夫被捕。袁相忱走到门口，又回头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却没说什么，就跟着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的一个派出所的人对梁惠珍说：“你睡觉吧。”

　　但另一个人却说：“等过一会或许我们还会再来。”

　　梁惠珍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说话怎么两个人都不一样？一个说让我睡吧，意思是没什么事了；另一个却说过一会还会再来，意思是还有事情没办完。他们到底是把相忱叫去干什么？”这样想着，心就咚咚地狂跳起来。她赶忙跪下祷告，哪里还有心思睡觉！

　　袁相忱跟着两个警察往香家园派出所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叫我去，干什么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里了？”想到这里，他心里后悔刚才没有去另外一个房间里与母亲道别，也没有去看一看六个孩子，也后悔还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没有向同工们交待。走到半路，一个警察问袁相忱：“哎，你是属于什么反革命？”

　　袁相忱楞住了，说：“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反革命，我也没有反革命。”

　　警察就不再说什么。原来，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现行反革命”。

　　到了香家园派出所，刚坐下，就从屋里出来三个人，是袁相忱不认识的，可能是从市里面来的。他们凶巴巴地走过来，呼喝说：“站起来！”

　　袁相忱就站起来，接着其中的一个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证朝袁相忱一出示，就开始宣读逮捕证，正式宣布逮捕他。读完逮捕证后，又拿出印泥，指着一处空白的地方，让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过手印后，就有人给他把手铐带上了。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前后不过三五分钟，显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时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半，黑暗正浓。从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长达二十一年八个月的铁窗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袁相忱走后约半小时，梁惠珍还在祷告，就听到轰隆隆好多汽车开过来的声音，梁惠珍心中一惊：“难道相忱真的被捕了？”

　　紧接着，又有人敲门，梁惠珍打开门，看到门外站满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对她说：“袁相忱已经被捕了，这是逮捕证。”

　　说完就拿出逮捕证给梁惠珍看，梁惠珍全身一阵发软，几乎站立不住。她心里说：“要挺住，一定要挺住。”

　　警察又接着说：“现在要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我们要彻底搜查。”

　　说完话，一摆手，做了个开始的动作，就有五六个警察忽拉一下进到屋子里，每人手里都拿着工具，二话不说，就先从聚会的福音堂开始搜起，把东西摔得辟啪作响。

　　最先被这吵嘈声惊醒的是袁相忱的母亲。她听到儿子已经被捕，浑身发颤。梁惠珍对她说：“妈，我们一起去把孩子们叫醒吧。”

　　老大福音已经自己起来了，一边扣衣扣，一边从房间里走出来。他看到福音堂里的椅子已经被推得东倒西歪，所有的圣经、诗歌本、属灵书籍都被堆在地板当中，连袁相忱布道时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紧紧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纪轻，容易冲动，就对他说：“你进屋里把弟弟妹妹们都叫起来。”

　　福音就进去把大家都喊起来，把陈邦恒也叫起来。孩子们睡眼惺惺地站在那里，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里翻箱倒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来的时候还闭着眼，满肚子不高兴，但她睁开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乱丢东西时，就吓得一下子哭出声来。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着哭了起来。

　　梁惠珍把小六揽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纪老迈的婆婆和六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一家人就这样看着警察在那里搜寻。

　　搜完了福音堂又进到每个房间里搜，每个警察手里都有一根铁棍，每走一步都用铁棍在地下敲一敲，听到什么地方有空洞的声音就撬开。福音堂的地下有一个浸池，警察把浸池的盖子揭开后，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还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围的地都撬开，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搜查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直到凌晨四点多才结束，检查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带走，临走的时候又对梁惠珍说：“你觉得我们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觉得合理，就签个名。”

　　搜都搜完了，才问“合不合理？”

　　明摆着是走过场。梁惠珍看也没看，就拿过笔来写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点半，警察开着车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经不像家了。

　　二十日早晨，陈邦恒一大早就离开袁相忱的家里，回到了盲人工厂。他把经常去袁相忱家里的几位弟兄姐妹都叫到一起，然后告诉大家：“昨天晚上，袁牧师被捕了。”

　　说完就放声大哭。其他人听后也都哭起来。

　　二十日早上九点钟，集体行动打麻雀的时间到了。梁惠珍照样按着十九日的工作安排，每家每户地通知大家出来打麻雀。街坊们都已经知道梁惠珍家里出事了，可没想到她还能出来照样工作。大家对她充满关切，但又不方便表示。梁惠珍是街道主任，负责十一个居委会。当时香家园派出所一共管辖二十二个居委会，梁惠珍就负责了一半，并且是义务的。她当初之所以同意做街道主任，只是出于帮忙之心而已。现在家中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丈夫被捕了，可梁惠珍照样出来认真完成她的工作。她自己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街道主任的身份工作了。从十九日晚开始，她已经被列为“反革命份子”的家属了。她心中有不满、有疑惑、有深深的恐惧和担忧，但她都强压着这一切。她知道基督徒应该在自己的职份上尽本份，不管将来如何，只要今天她还是街道工作的负责人，就一定要把工作干好。

　　当时受袁相忱的被捕影响最大的孩子，就是他的长子袁福音。袁相忱被捕时福音在读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非常好，并且处处很关心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还被选为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袁相忱被捕的那天，福音放学回来，看到家门对面有几个穿着蓝色球鞋的人在不停地向他家张望，他当时感觉不对劲，想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穿着球鞋，但又不是锻练身体，又不住在附近，又老不走开，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人是来监视他家里的动静的。父亲的被捕给福音很大的打击，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更不清楚自己作为家中的长子，将来的道路该怎么走。父亲被捕的第二天，在福音学校的门口，就贴出了“打倒袁相忱”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列举了袁相忱的数条罪状。中午等到同学们都回家以后，福音一个人去看。当时青年会、缸瓦寺、白塔寺都有关于袁相忱的大字报，说要把袁从一白六十号赶出来。看完学校门口的大字报后，福音没有回家，他要去其它地方看看有没有父亲的大字报。作为长子，作为袁相忱的儿子，他想知道父亲到底为什么被捕。他一路走一路看，走遍了全城。北京共有两次针对袁相忱的大字报，第一次是参加SZ的牧师写的，第二次是针对重点人物写的，专对王明道和袁相忱。每次站在那里看大字报时，福音都是看到中途就看不下去了，每次都是悲伤地离开，但又想去看。他不相信父亲真的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真的全没有任何理由地乱抓人；他无法理解这一切，也无法跟别人说，包括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己经承受了够多的压力了。福音含着眼泪，只好一个人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怀疑、迷惑、失望、无助，过早地介入了这个十七岁青年的生活。他在这压力之下，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大人了，他知道他从此就是家中担负责任的男子汉了。

　　一个星期后，老师把袁福音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从今天开始就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了。福音点点头，他没有问老师什么原因，老师也没有讲原因，但这原因是不言自明的。福音回到家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因为他怕母亲担心，他倒是对母亲说：“妈，你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你。”

二、审讯

　　就在袁相忱的家中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的同时，袁相忱自己却被押上另一辆汽车，拉到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那里是预审犯人的地方。到了之后，预审股的人就把袁相忱的手铐摘下来，又让他蹲在旮旯，派出所和预审股的人在互相交接有关袁相忱的材料，这期间没有问袁相忱一句话。

　　约到半夜两点钟，预审股的人又把袁相忱带到一间监舍里边，吩咐他在这里睡觉。监舍大约只有十多个平方米，里面却有十来个人，每人一条很窄的木板，差不多一翻身就会掉下去。警察告诉袁相忱睡在那条空的木板上，之后就把门锁上了。里面的人原本都已经睡觉了，被开门关门的声音惊醒后，看到又新来了一个斯斯文文的戴眼镜的中年人，也没什么特殊表示，大概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所以对新来的人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袁相忱和衣躺在木板上，根本睡不着，心里一片纷乱。不知道家人现在知道他的情况了吗？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孩子将会怎样，一切都是不知道。他想了很多，但想来想去都没结果，就好像什么也没想一样，惟留一颗惶惶的心。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监狱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把饭菜用一个大盘子端进来，袁相忱一看，每人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袁相忱一点食欲都没有，这种时候哪里还能吃得下饭？可一想，万一要是被审问的话，还得要有足够的精力来应付，所以还是要勉强吃一点。可再一看，就奇怪了：每个碗上都只有一根筷子，袁相忱想这怎么能吃呢？但看到别人就这样狼吞虎咽地吃了，他也就拿着那一根筷子，挑起白菜汤，把汤都喝了，窝头则剩在那里，不等袁相忱说话，就有人把他的窝头拿过去吃掉了。袁相忱到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每人只给一根筷子。

　　按预审股规矩，犯人每天起来洗完脸吃完饭就穿好衣服，准备被提讯。提讯时点名，叫到的人就跟着当兵的走，没有叫到的继续留在监仓里。每天早晨八点钟就开始叫号提讯，天天如此。二十日早上，第一个就提讯袁相忱。提讯的时候，前边有一个领路的，后边有当兵的拿着枪，跟在后边，袁相忱走在中间。院子的另一边有一个单独的地方，这是专门用来审讯犯人的。袁相忱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里面已经坐好了三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眼光冷峻地把袁相忱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让他坐到一张硬板凳上，开始问话。

　　问完姓名、年龄、籍贯之后，袁相忱被问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召集人开会的事。中间那个年纪大一点的问：“你有没有写信给其他人，召集大家到史家胡同王明道的会堂里开会？”

　　袁相忱在心里一直在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当说的话语。”

　　当他听到这样的问题后，就点头承认。那三个人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大概是没想到袁相忱这么老实、这么快地就承认了。他又接着问：“你是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的？”

　　袁相忱想了想，说：“我忘记了。”

　　其实袁相忱说的是实话，他的记忆力确实是很差，又何况事隔这么久？并且自己发明信片的时候，既没有把这当作一件大事，又没有付出多少心思，只是草草地写上地址，告诉大家聚一下罢了，谁料到这事反倒成了大事？但审讯他的人却不认为这是真的忘记了，以为是袁相忱在抗拒，就喝令他从实回答。之后，又问他承不承认写黑信召集大家开会这件事是犯罪？

　　　　袁相忱说：“我写的是明信片，连邮递员都能看到上面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可以让人看的，不是黑信。再说，写信让大家来聚一聚，纯属基督徒之间的肢体联系，根本不是罪。”

　　　　审讯他的那个中年人听了，气得不得了，就威胁他说：“如果不认罪，就等着瞧！”

　　袁相忱以为他们会动粗，但他们只是吓唬他一通而已，并没有太为难他，最后又让他回去反省。

　　袁相忱回到房间去的时候，同房间那些没有被提讯的人都问他情况如何，袁相忱没有说什么，但那些人却以老大哥的身份来教袁相忱。有几个老犯人对袁相忱说：

　　　　“你要认罪，认了罪就判得轻。”

　　袁相忱说：“我没犯罪，认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审讯期。他们提了很多问题，并且问的非常详细。这样的日子对袁相忱是痛苦的，因为他实在不记得那些琐碎的事情。并非他的记忆力不好，而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养成了从来不去为这些事情操心的习惯；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梁惠珍一手打理，他只管传福音。他所能记得的都是有关福音方面的东西，所以每次提讯时，公安人员问什么，袁相忱都回答，但答案却都是“不知道”或“忘了”，或者说自己没犯什么罪，他也确实不知道那些就是“罪”。他们问他为什么想不起来？袁相忱就说，“不习惯记这些事”，但审讯员说，“想不起来就是抗拒。”袁相忱就沉默。

　　　　袁相忱出狱后，甚至连他们审讯时提的问题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公安人员曾让他复述自己的右派言论，袁相忱说：“我只记得两个观点，一个是宗教政策不平等，另一个是SZ队伍中有人是最不SZ的。”

　　审讯员说：“还有一个你为什么不老实交待？你说过‘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袁相忱觉得莫名其妙，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但公安人员说，“你这些话是指着毛主席说的。”

　　袁相忱说：“我真的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你们现在定我为右派言论，但开始全是因为你们让我发言，让我说的。我本来是不发言的。”

　　　　他们说：“不让你发言怎么能了解到你的反革命思想呢？还有人揭发你，你曾说过GC党是‘大红龙’，多次在讲道中煽动信徒不要爱党爱国。”

　　袁相忱回答：“我讲道的时候讲的都是圣经上的道理。”

　　后来审讯员又问到诬蔑SZ领导是“三朝元老”这个问题时，袁相忱说：

　　“我确实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说的都是事实：王梓仲是公理会的一个牧师，原是美国教派，日本人来了后，又做了‘中华基督教团’的负责人，在SZ时又做了副主席。这些事，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是事实就不是罪。”

　　　　公安人员还问到袁相忱护送胡俊德姐妹去广州的事情：胡姐妹是眼科护士，在袁相忱的福音堂聚会。她的丈夫在美国做生意，看着国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胡姐妹就决定自己也出国。一九五六年，胡姐妹从广州坐飞机去美国找她的丈夫，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双胞胎儿子，又带着许多行李，坐火车去广州，诸多不便，就请袁相忱帮忙。袁相忱就送她去广州，当时到了广州的时候已是晚上，就在大马站林献羔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胡姐妹就坐飞机走了，袁相忱也坐火车回北京来。这是袁相忱第一次见到林献羔，但时间仓促，并没有交通，只是在他家里住了一夜就走了。这次公安局又把这件事提出来，并且强加给袁相忱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勾结外国人”。袁相忱说：

　　　　“我只是帮助人而已，并且以后并无任何联系。”

　　公安局还让袁相忱详细交代阜成门福音堂与日本牧师的关系。袁相忱据实回答：

　　　　“一九四六年开办阜成门福音堂的时候，日本牧师帜田金雄已被集中。我是直接从房东那里租的房子，与帜田金雄没什么来往，并且帜田金雄一九四六年秋就被遣返日本。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他随一个访华团来到北京，并且去阜成门福音堂参观，SZ还派牧师陪着帜田金雄。我事先都不知道他要来，怎么能说我和他勾结呢？如果真有勾结的话，也是SZ和日本人勾结。”

　　但公安人员却说：“我们说你和日本人勾结，是指在一九四六年之前。”

　　袁相忱说：“我是四五年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才回到北京的。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在家里忙于照顾她，两个月之后，帜田金雄就被集中了，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和他勾结呢？”

　　但公安人员坚持说：“不管你怎样狡辩，我们认为你有汉奸的嫌疑。”

　　在审讯期间，公安局对袁相忱的评价就是：“你任何问题都不肯老实回答，不肯认罪，回答问题时要不就说忘记了，要不就说这不算罪。你的行为是公开表示抗拒。”

　　　　为了惩罚袁相忱，他们就决定把他交给其他犯人去教育，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袁相忱所住的监号是个犯人来路很杂的地方，除袁相忱之外，其他人的问题都比较轻。袁相忱刚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小伙子是天主教徒，袁相忱自然对他有一份亲切感。他也是因为不肯参加天主教爱国委员会而被抓的，进监狱的时候只有二十多岁。有时候他常自己坐在一边哀声叹气，袁相忱就安慰他几句。这个年轻人很害怕会在监狱里呆一辈子，所以每次提讯前都紧张得要命。袁相忱问了他的情况，得知他不是教会负责人，只是一个平信徒而已，所以就对他说：

　　　　“你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你这么年轻，又没犯过大错，公安局了解了解情况就会放了你的。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为义受逼迫的，不过就是信仰问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神只是用这个小试炼来试一试我们是否忠心。”

　　　　袁相忱的这番话是真心话，他在大难临头的节骨眼上，还认为这个问题只是信仰问题，可见他的确是很单纯的。他还不明白，在特殊的制度下，在特殊的时代下，不参加SZ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反革命”，他的罪已不是信仰问题了，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

　　年轻人在被提讯过几次后，从审讯他的人的口气中看出自己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心情也就渐渐安定下来，开始计划出狱后的事情。那个年轻人是河南人，在北京被捕，袁相忱怕他担心出狱以后没钱，回不去老家，就告诉他说：“你出狱后如果有困难的话，就上阜成门找我的爱人，姓梁。你告诉她你是天主教徒，她一定会帮助你的。你可以从我爱人那里拿钱做路费回家。”之后，袁相忱又向他说起了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劝他仔细想想。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第二天就去把这些都汇报给队长了，说袁相忱拉拢他，在监狱里还继续传道。队长就说袁相忱气焰嚣张，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这后来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一起写在判决书里。而那个年轻人则因为揭发有功，不几天就被释放了。

　　与袁相忱同一监舍的还有两个人，更是冤枉得很。他们因为在参加国庆游行喊口号的时候，不小心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错了，喊成了“中华民国万岁”，结果被揭发，关到监狱里来。袁相忱开始只跟那个天主教徒说话，但后来被出卖，吃了大亏，就更加谨慎自己的口舌。他一般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思想或是默祷，所以大家对他都不了解，摸不清他的底细，也就不敢太放肆。这也是神的保守，使得他在后来的犯人斗争犯人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的苦。监狱中所谓的犯人斗犯人，就是针对那些不肯认罪的人，要让同监舍的犯人帮助你反省认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经过许可的监狱内的暴力。帮助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开批斗会，大家一起来口头批评，然后就是罚被批评的人做一些叠被子、倒尿盆之类的小事，这是最轻的。另有一种是让人坐在硬木板上反省，反省的时候两条腿要盘起来，身子要坐直；虽然不痛，却是让人累得受不了。被帮助的人每次最少坐一个钟头，有时甚至一个晚上都要这样坐着，等到睡觉的时候，两条腿麻木得早已失去了知觉；有时实在受不了，还会从木板上摔下来。但只要那些帮助你的人不肯点头，就还得再爬起来接着坐。最严厉的一种方法叫“坐飞机”，就是把人的手举起来，使劲往后拽。这种刑罚的特点是：斗争人的人根本不费力，但被斗争者却是疼痛难当。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一些监舍里发出惨叫声，大家心里就会说，不知道是哪个人又在被斗争。这时候监狱的公安人员都听得很清楚，但他们从来不去管，因为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他们授意的。

　　袁相忱在监舍里很少说话，在提讯的时候虽然是有问必答，但答案却往往不能让审问者满意。所以袁相忱就成了他们监舍里的重点帮助对象。监狱领导曾多次明说或暗示其他犯人，可以对袁相忱实行严厉一点的帮助。可神却保守他，使他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他所得到的最重的“帮助”，也只是盘腿坐在硬木板上。这一点，连袁相忱本人也颇觉得奇怪，实在想不出其他的理由，惟有感谢神的保守。

　　在监狱里，袁相忱所面对的最大的试炼，还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在关押他的监舍中，有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外就是居民住的地方。每到傍晚，小孩子们在街上嬉闹的声音就从窗子传进来，袁相忱就开始想起自己的六个孩子，担心他们会不会被人欺负，担心他们的生活问题如何解决，担心他们将来的成长教育问题。还有，看到监狱里做饭菜时，闻到炒菜的香味，就想家。梁惠珍做得一手好菜，饭菜的香味就是一个家庭的象征，可是他现在却享受不了家庭的温暖了。当这些烦恼涌上心头的时候，袁相忱就在这矛盾中变得软弱。母亲需要儿子的照顾，妻子需要丈夫的扶持，孩子需要父亲的呵护。一面是家中有老有小的困境，一面是监狱的高墙铁网，此刻人最容易手扶着犁往后看，最容易跌倒。但每次当他最软弱的时候，总有一句话临到他：

　　　　“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

　　袁相忱此刻经历了不能够爱父母、爱子女超过爱主的痛苦抉择。他每次在软弱中都得蒙神的保守，得以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

　　还有令袁相忱割舍不下的是教会的同工。袁相忱是在四月十九日被捕的，审讯期间不许探监，所以他没有教会同工的任何消息，但心中却担心他们会因自己受牵连。阜成门福音堂开办后，每年五月一日、十月一日，因为放假两天，袁相忱的教会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安排两次教会同工聚会，大家在一起座谈，彼此分享。他被捕后，不知教会是否还有正常的敬拜生活，不知这些同工还有没有坚持服事？其实，自从他被捕后，阜成门福音堂已无任何聚会，同工们各自分散，但他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惟有在祷告中纪念他的同工，求神保守他们。

　　在长达半年的审讯期里，袁相忱过着一种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没有家人的消息，没有教会的消息，没有关于时事的消息；有的只是不停地回忆、交待，不停地被别人揭发，也不停地被要求揭发别人。袁相忱告诉公安局说：

　　　　“我的记忆力不好，自己的事都记不清，能记清的我都已经说了。至于别人的事情，你还是问别人好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同监舍里的人，有人比袁相忱迟关进来，都一个个地结案了，惟独袁相忱一个人在那里老结不了案。之所以结不了案，是因为官方认为袁相忱不认罪，不认罪就无法结案。公安局多次对他说：“抗拒是要从严的。”而袁相忱却说：“我没有不认罪，因为那些根本就不是罪。我也没有抗拒，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袁相忱入狱整整半年后，法院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袁相忱知道，这就表示要为他结案了。写了供词后不久，他就被转到在自新路的北京监狱，开始劳动。先是在毛巾厂，后是在袜厂劳动。在袜厂的时候，每天都有犯人收到判决书，有的哭，有的笑，甚至有人在听到判决后当场晕倒。法院的人要当着犯人的面念判决书，袁相忱听了别人的罪名和判决，就自己估算刑期。直到这个时候，他还幼稚地认为，他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达不到反革命的份。

　　十一月，袁相忱的判决书下来了。发判决书的时候，袁相忱正在劳动，法院来人了，叫袁相忱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听判决。首先宣读罪状，然后是依法做出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中特意说明，袁相忱是属于反革命的首恶，又加上在审讯过程中态度不好、抗拒，所以要从严处罚。至于判决书的具体内容，袁相忱己忘记，只记得法院的人告诉他，如果不服判决，十天之内可以上诉。袁相忱说：“我不上诉，因为基督徒从来不主动打官司。”

　　关在自新路监狱的人，若是被判无期徒刑，很多当事人一听就会晕倒，但袁相忱却没什么感觉。他没想到会判他无期，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罪，但判了无期也没觉得太难过。袁相忱此刻的心态是，在监狱里呆一年和呆一辈子已没有什么区别。经过火的试炼后，他重新刚刚强强地站立在神和人面前，只准备为主殉难，死在牢里。

　　袁相忱坦然面对自己那已没有未来的未来。他只求自己有一颗顺服的心，却没想到这其中包含着神多少的美意。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从监狱里出来，更没想到，如果他五八年不被捕的话，在文革中他早就会被活活打死了。如果没有狱中的劳动锻练，他瘦弱的身体也活不到现在。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神把他的仆人送进了保险箱。多少人死在劳改农场上，而袁相忱却在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中，一次都未病过。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神迹！

　　一九五八年袁相忱被捕后，北京的六十四所教会合并为四所。一九六六年后，所有的教会都被迫关闭，GC党己暂时达到了清除宗教的效果。

　　一九五八年八月底，梁惠珍搬离阜城门福音堂，带着六个孩子和婆婆，迁到白塔寺内大街四十号居住。四十号原本是白塔寺的西配殿，后来喇嘛就把这里租出去，最终又被收归国有。梁惠珍携母带子，八口人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她所有的家当就只有几个包裹着全家老小的衣服的包袱。梁惠珍带着孩子出去找来几块木板，用砖头垫起来，再铺上一层褥子，他们全家就睡在这一条通铺上。那时她家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清贫。梁惠珍在丈夫被捕后，自己就去房管所找了份工作，养家糊口。当时房管所是建筑单位，又苦又累，工资又低，没有人愿意去，但梁惠珍作为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妇女，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已是非常感恩。

　　但是比清贫的生活更让她痛苦的是心中的挂念。她对丈夫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也无法面对孩子们的痛苦。小六还不懂事，想爸爸的时候就哭，有时候一个劲地追问：“爸爸到哪里去了？”

　　梁惠珍怕孩子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受到伤害，就告诉她说，“爸爸去学习了。”

　　于是小六又天天盼着爸爸早点学习完了就回来，再带她去街对面的小店吃炒肝。小六是袁相忱最小的孩子，也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伶牙利齿，非常出众，袁相忱非常疼爱她，小六也非常喜欢爸爸。每天晚上她都要让袁相忱给她讲故事，袁相忱就把她抱在怀中，一边讲圣经故事，一边摇着她入睡，等她睡着了，才轻轻地放到床上。小六老是问梁惠珍：

　　　　“我爸爸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学习这么久还不回来？别人的爸爸为什么总在家里，我爸爸为什么要出去？”

　　　　梁惠珍忍住眼中的泪，强作欢颜来安慰孩子，因为她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定要刚强，全家人都要看她，也都要靠她的信心来维持家庭的平衡。

　　十一月的一天清晨，大约六点钟，梁惠珍还未起床，就有人在外面敲门，梁惠珍连忙起身开门，一看，是两个不认识的人。来人问她：“你姓梁吗？是从阜成门搬来的吗？是袁相忱的家属吗？”梁惠珍连忙答“是”，心中明白丈夫有消息了。那两个人接着说：“们是从法院来的。袁相忱的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我念，你听着，最后我会问你听明白了没有。”当念到“判处无期徒刑”时，她心中一楞，但最后还是回答：“听明白了。”

　　法院的人把判决书交给梁惠珍，接着又说：“如果你要上诉的话，还有机会。十天之内你可以向高等法院上诉。”梁惠珍说：“我不上诉。”

　　法院的人说：“那好吧，”并告诉她，袁相忱现在在北京监狱，因为己经过了审讯期，所以就可以接见家属，每月一次。袁相忱会从狱中发明信片，上面写有接见日期，按日期来就可以接见。说完就走了。

　　法院的人走后，梁惠珍才看判决书上所列出的袁相枕的罪状，一共是七大条：一是右派言论；二是反对破坏“SZ爱国运动”，污蔑SZ领导人是“三朝元老”；三是策划开黑会，反抗政治学习；四是诬蔑政府，说信仰没有自由，与回教不平等；五是在监狱里继续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六是有汉奸嫌疑；七是里通外国。后来有人听到袁相忱被判无期徒刑的消息后，就劝梁惠珍说：“这样判是太重了，你为什么不上诉呢？”

　　梁惠珍答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主。我丈夫又不是抢又不是偷，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主所许可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想主动打官司。既然判的是无期徒刑，我也只好认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