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下) 我必定事奉耶和华

　　然而局势却并没有好转。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国共和谈破裂，中国局势进一步恶化，共产党为了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把河北的一段铁路都拆了，并且对城市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袁相忱想要全家拖老带小地再回农村，就不大容易了，因为当时袁相忱的外婆已近八十高龄，她多次表示自己决不去农村。如果袁相忱非要去，那就把她一个人留在北京城里。这让袁相忱很为难，因为外婆就生了母亲这么一个孩子，除去袁相忱一家外，她就无依无靠。把一个无依无靠的高龄老人留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这一点袁相忱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

　　这一段时期，袁相忱心中有些迷惘。他老想着去农村，但条件却总是不允许。先是母亲身体不好，后来又是外边局势不稳，战争不断，再后来又是妻子怀了第四胎，行动不便，不能长途旅行。袁相忱去农村的计划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现实的条件所拖延，他心中有一种感觉：这拖延还会持续下去，到什么时候，他也说不清。这时期袁相忱向神祷告的内容，重点就是求神引导他的工作方向，因为他总是搞不清楚神为什么不许可他立即就到农村去，而老是让他在城里耽搁，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事奉。他更加谦卑地时时省察自己，害怕是因他自己的过犯而使神弃绝他的服事。当时他不明白，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新的功课，让他学习洞察何为神的心意。他告诉自己说，也许有些事情，是神的旨意，但不是神的时间，需要静心等候。“那我就等候吧！”

　　有时他的心情也很苦闷，他还不知道神会藉着这一特殊的时间，要把一项新的工作交在他的手中，要亲自地以事实提醒他：一个神的工人，在哪里服事并不重要，关键是他的服事是否做在神的心意上，是否全心全意地投入神的工作。袁相忱不断地求神使他能尽快地全心投入神的工作，他不知道神会以何种方式引领他以后的事奉，只知道他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应该尽快进入事奉岗位，让他的一切都百分之百地为神所使用。

　　一个下午，他和苏牧师一起在房间里编译诗歌本。快到傍晚的时候，苏牧师说：

　　　　“休息一下，咱们出去走一走，透透空气吧。”

　　于是他们两人就骑车来到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他们边骑边聊，一直从住的地方骑到阜城门，忽然苏牧师抬头看见了路边有座福音堂，门口的福音堂的大牌匾还挂着，但门却是被贴上封条的。袁相忱也看到了，心想：这个福音堂怎么会被封呢？于是两个人就下车，过去看个究竟。门口的封条是民国政府封的，上面有贴封的年月和国民政府的红印。趴在玻璃上往里一看，里面的面积足有几十个平方米，坐得下二三百人；屋子里有一排排的长凳、风琴架，还有讲坛，是一个现成的很好的福音堂。他们两个都奇怪为什么没有人管理，于是就问在旁边开店做买卖的人，有没有人管理这个福音堂。那人告诉他们，福音堂有个看门的人还住在后面的小屋里，于是他们两个又绕到房子的后面，找到了那个看门人。看门人告诉他们，这福音堂以前是由日本人帜田金雄租下来的。日本投降后，帜田金雄被集中在东单集中营里，等待遣返日本。国民政府以为这房子是日本人的，是属于日本的产业，所以就把它封起来了，而实际上这房子也是日本人租的，不是买的，真正的房东是中国人，叫李少鹏。国民政府没有认真调查就把房子封了，搞得房东也倒了楣，好好的房子空在这里，一分钱的房租也拿不到。

　　帜田金雄是日本的一个牧师，在美国读过书，后来到中国传道，是一个较有名气的日本牧师，当时曾任“中华基督教团”的领袖。袁相忱回到北京后听说过他，但彼此并无联系，并且袁相忱是六月份才回到北京的；回来后不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帜田金雄也被集中了。

　　听看门的人这么一说，袁相忱和苏朝生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房东的地址在哪里？我们想打听一下，这房子他愿不愿意出租？”看门的人就告诉他们：“房东住兵部湾十九号，叫李少鹏，你们去找找他，他肯定愿意出租。”

　　当时，袁相忱和苏朝生还进福音堂的后院看了看，才发现这是很大的一处院子，前边的福音堂是三间门脸，与后面的大间房子呈井字型排列。后面外带一个小院，院里还有三间小耳房，合起来一共是大大小小十二间房间，外加一个院子，真是理想的聚会场所。两个人看后觉得非常满意，于是袁相忱就决定找一个时间，去和房东谈一谈。

　　回到家里后，袁相忱就把这事与妻子说了，梁惠珍以一个女性的细心劝丈夫：“这事你先别急，要好好祷告。你要确实清楚是否神的旨意，再考虑具体的细节。如果真是神的旨意，不仅为你预备事奉的地方，更为你预备事奉的平安道路。我们还是先祷告等候吧。”一连几天的祷告，袁相忱觉得心里很平安。这期间他多次自己一个人去阜成门，在那所被封条贴得死死的院子周围走来走去，越走越觉得这真是个传福音聚会的好场所。这三间门面房紧靠北京的要道阜成门，交通方便，街市繁华，人群来往频繁，再加上附近有著名的白塔寺，白塔寺每月就有两次庙会。庙会时各种身份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做买卖的、有举家逛庙会的、更有友人相聚、结伴出游的，是一个传福音的绝好机会。更有利的是，这里原来就是一个福音堂，有现成的设施，不仅免去了重新布置、打理的费财费时费力，而且肯定还会有一定的工作基础，有固定的信徒队伍。这些条件对于多年在农村事奉，对北京的福音工作己较生疏的袁相忱来说，是极好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他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多次趴在玻璃上往里看，屋里的板凳、黑板、讲坛，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既陌生又熟悉的：陌生的是这毕竟是一个自己不曾工作过的地方，熟悉的是这一切都是他从事奉之日起，就经常接触的用品。他的心中满有平安，也满有喜乐，一扫前一段时间的迷惘之感。

　　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六岁的大儿子袁福音，一起去了阜成门一百六十号，去看那座被查封了的福音堂。他抱起福音来，让他趴在玻璃上往里看，福音就问：“爸爸，这是什么地方？”

　　袁相忱就回答说：“这是传福音的地方。”

　　福音又问：“是谁的？”

　　袁相忱就逗他：“以后我们全家就在这里传福音好吗？”

　　福音说：“太好了！我喜欢这里，我来帮你一起传福音。”

　　袁相忱听了很高兴，就计划近几天抽空去找房东谈一谈，但他高兴的同时又担心这只是他个人的喜好或想法，耽心他以个人的决定代替神的旨意，更怕他因个人的情绪爱好而拦阻了神的工作。所以在找房东前，他就对神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就求你让这件事顺利成就，让房东能痛快地答应租这个房子给我，并且租价是合理的。如果这不是出于你的旨意，就求你在这件事上拦阻，显明你的旨意，好让我知道还应进一步等候。”

　　袁相忱去找房东前也与苏朝生商量过，是两个人一起去，还是袁相忱一个人去？最后两人一致决定：由袁相忱一个人出面去找房东，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虑到房东因把房子租给外国人，才惹来了房子被封的麻烦，耽心房主如果再看到有外国人，心里就会有顾虑，不肯出租。于是袁相忱就一个人骑车来到前门兵部湾十九号，一打听就找着了房主。房主李少鹏是个性格直率的中年人，他听说袁相忱想租他在阜成门的房子，很高兴，但高兴之后就是一大通的牢骚。他说，那处院子确实是他自己的，是当初日本人租用的；没想到日本投降后，却被国民政府误当作日本人的产业而封闭。半年多了，他去找过几次市政厅的人，但都不了了之，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半年多房子就这样空着，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租金，还白跑了许多冤枉路，花了许多冤枉钱，受了许多冤枉气，求爷爷告奶奶地一层层地往上托人找政府的官老爷们，结果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开封。

　　说完这一通牢骚后，他又很灰心地对袁相枕说：“我愿意租给你，可是这房子你也不一定能租得成，因为现在关键不是在我身上，而是在市政府的官员们。他们给你开了封，这房子才能租；否则你就是一天给我一百两黄金也不管用。并且现在看来，要找市政府开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平时就是跟那些官员们说句话问声好，都难得搭得上话，更别说现在是有求于他们。这样吧，你愿意租这个房，我也愿意租给你，咱们就先说好个价，你觉得价钱合适了，再去想办法找市政府开封。若觉得不合适，就省得麻烦了，免得你花了钱，跑了路，帮我开了封，又因为价格不合适而白费力气，这样我也觉得过意不去。我们先把价谈好了，你再去办开封的事，办成了你就租下，办不成就拉倒，两不亏欠。”

　　房主的意思很明显，他己经不想再去跟政府打交道了。若是想租房子，就得自己去市政府想办法开封。袁相忱听了，觉得房主的话有道理，也很喜欢他的直爽劲。最后他们又谈了几次，就把房租的价格定为每月为三百斤小米的价钱。为什么房租不用钱直接算而是用小米的价钱呢？这是因为当时正处在内战时期，货币极不稳定，一贬再贬，用钱已不能准确地表达房子的价值了。袁相忱与房主商定，每月交房租的时候，就按当天的米价来计算，每月的房租就是交当天的三百斤小米的价钱；交的还是钱，但钱的多少却由市场的米价来定。这真是钞票的作用的一种倒退。这种交房租的办法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的局势是多么地不稳定，社会是多么地混乱。

　　价格谈好后，剩下该办的就是如何使市政府同意开封了。袁相忱是个在北京举目无亲的平民，他本来就不是北京人，再加上近几年又都在农村，回来也是在教会这个小圈子里，所以在北京办这些属世的、与人打交道的事，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找什么路，最主要的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办这类事的人。可以说，他这个人除了传福音比较在行，其他一切基本上都不行。而苏牧师也是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出头办事也有诸多的不便和不了解。他们两个人一商量，市政府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更不要说是肯帮忙办事的熟人了。二人就有些泄气，但泄气之后心中又有很大的责备：为什么没有想到求神呢？袁相忱责备着自己：

　　　　“这本来就是神的工作，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必会负完全的责任，为这件事打开通达的路，让一切在世人眼中看为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可能。我的信心为什么竟然这么小？一有事情，就被那些表面的问题所难住，忘了自己做事的本源，真是亏欠啊！”

　　于是袁相忱就一个人在屋子里祷告，他把这件事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求神按他自己的意志来成就，使这件事情的结果成为神对在阜成门开福音堂这件事是否允许的又一个凭证。他和苏牧师也约定好了日期，准备一起到市政府，直接找管事的部门，不送礼、不请客，完全托付在神手中，看神如何带领。

　　当时日本已经投降，美国有许多军用物品因战争的结束而显得多余了，就决定把许多能够转为民用的物品在中国市场低价出售，一辆吉普车才卖五百美金，非常便宜。苏朝生牧师知道这一消息后，就赶去天津买了一辆旧的吉普车，价格虽然低，但却非常好用，苏牧师用一句中国话来形容这辆车：物美价廉。苏牧师和袁相忱一起把买来的车进行了一番改装，把车身涂成了白色，在车身的侧面和后面都写上“福音车”三个字，这部吉普车退役后不仅成了民用车，而且更是身负使命的福音车，彻底摒弃战争的硝烟味。苏牧师驾着福音车在北京街上一走，有很多人都围着看，他就给围观的人发单张传福音，福音车真正派上了用场。

　　苏牧师和袁相忱去市政府的那一天，也驾着这辆刚买的福音车，他把车直接开到市政府所在地西花厅。一下车，门口站岗的就对他们非常客气。他们找到了负责管理查封日本人产业的办公室后，办公室的人员一看进来了一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就以为苏牧师是美国人，而美国人当时在中国是格外受到优待的，是高贵的朋友，所以就对他们格外热情。听苏牧师讲完事情的来由后，负责人就一个劲地说，“这件事好办、好办！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清楚，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之后，又恭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告诉苏牧师：“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们，我们调查后一定马上给你们答覆。”

　　他们两人出来的时候，市政府的人还握手送他们到门口。在没着手办之前想得千难万难的事，没想到却办得这么顺利。他们两个人从市政府出来后，高兴得都笑出来，这真是神的恩典，是神为他们开的路。

　　袁相忱拿出主管人员送的名片，仔细一看，又发现了一个大的惊喜：这位姓刘的主管人员的住址，竟然与袁相忱的老师王克忱先生相同，是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邻居。王克忱先生是王明道先生的同工，也是袁相忱在青年会读书时的数学老师，多年来与袁相忱都保持着联系，并且彼此关系很好。袁相忱把这一发现告诉苏牧师后，苏牧师也感到非常惊喜。两人商量过后，就决定下午去王克忱先生家里，把这件事跟他也说一说，看看他有什么感动没有。

　　当天下午，袁相忱又带着苏牧师来找王克忱老先生。王先生听完他们的来意后，很赞同袁相忱开福音堂的做法，也为他找到合适的地方而高兴。他还告诉袁相忱，市政府的刘先生确实住在他们院子里，并且两家关系还不错。按王先生估计，如果阜成门的门面真的是中国人的产业，是被误封的，应该很快就能开封。他劝袁相忱安心祷告，静心等候，他会找邻居再说一说实情。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一定会成就的。

　　接下来的日子，袁相忱就一面祷告，一面藉着信心预备福音堂开办所需要的准备工作。那时他还是上午在冉约翰的饭店里收钱，下午去传福音或做一些属灵文章的翻译工作。空闲的时候，他一个人常常设想着以后如果真的开了福音堂，该如何工作。越想信心就越大，信心越大就更加盼望能早日开始工作。两个星期后，市政府的人通知房东李少鹏：“根据调查，阜成门一百六十号确实是你私人产业，被误认为日本人产业属误封。现在市政府决定为阜成门一百六十号开封，归还私人使用。”房东接到通知后就马上来找袁相忱，说：“我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封了！现在就把钥匙交给你，房租还是按我们以前商定的。”

　　袁相忱就去找苏牧师，把这一情况告诉他，苏牧师也很高兴。当天，两人就来到阜成门，看到封条已经撕了。他们用钥匙打开门后，第一次进入里面，看到了整个福音堂的原貌，福音堂里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一些基本用具虽然东倒西歪，但却一应俱全。

　　更让袁相忱高兴的是，讲坛的前方，有一个地窖，用木板盖着。打开木板一看，原来是个施浸用的大水泥池子。袁相忱在受洗问题上也是主张施浸。这个池子是在地下，袁相忱以前几次从外边看，都没看到，就以为没有浸池，还准备拿到钥匙后，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买材料砌一个浸池，没想到这一切神都为他预备好了，又为他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袁相忱对妻子说：“神真是体恤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钱，所以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不需要再买用俱或装修的地方。现在我们就只要把它打扫干净，写一些宣传标语就行了。”梁惠珍说：“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动手做吧，我来负责打扫卫生和写标语。”

　　第二天，梁惠珍就带着大儿子袁福音，从家里带来了扫帚等工具，用两天时间把阜成门一百六十号的所有房间，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福音真的是像个大孩子了，他帮妈妈一起干活，收拾东西，跑前跑后，十分卖力。有些高处的或重的东西，就由袁相忱下午从冉约翰的饭店下班回来后再做。一家人忙了几天，屋里屋外都变得干净利落了。梁惠珍又去买了笔和墨，写了两幅经文条幅贴在门两边的窗上，一幅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的路”；另一幅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

　　梁惠珍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的字端庄秀丽，颇拿得出手。福音堂的窗玻璃上也被她做了各种设计，布置了一些简单的图画来传福音。福音堂一改往日灰头土脸的样子，变得容光焕发。袁相忱准备近日内就把家全部搬过来，要在这里开始他新的事奉。

　　一天下午，苏牧师来了。他看到福音堂已装饰一新，很高兴，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过了一会，又拿出尺子来量外边牌匾的尺寸。袁相忱看他爬高爬低地量个不停，就很奇怪，问他要干什么？苏牧师说：“量牌匾啊！不量尺寸怎么去做牌匾呢？”

　　袁相忱更奇怪了：“外边不是有一个现成的牌匾吗？牌匾还能用，就不要花那些钱了。”

　　苏牧师说：“你看看，这个牌匾能用吗？上面写的什么？”袁相忱看了看牌匾，虽然牌匾有些旧，但前两天己被他用布擦干净了，上面的“福音堂”三个字端庄得体，没有什么不能用的地方。苏牧师看他一幅迷惑样，就说：“

　　我们是神召会，要挂神召会的牌子，不挂这个福音堂的牌子。”

　　袁相忱楞住了。在这之前，苏牧师反复地说过“咱们两个一起同工”，袁相忱也表示欢迎，可是他所认为的“同工”，只是一同工作，没有涉及到教会的所属问题；而现在看来，苏牧师想的却是教会的所属问题。这个分歧终于出现了。袁相忱想了想，对苏牧师说：“

　　不要挂神召会的牌子，就用这个福音堂的牌子。”

　　苏牧师说：“那不行。如果不挂神召会的牌子，房租也没有组织替我们出，你的工资问题也解决不了，教会的零碎开支更是没有着落。现在刚开堂，没几个信徒，靠信徒的奉献，绝对解决不了这些需求，更不要说再往大扩展了。”

　　听到这里，袁相忱全部明白了：苏牧师是希望这个福音堂用神召会的名义开办，然后各项费用，包括袁相忱的工资，都由神召会总部来解决。这个办法当然既省事又可靠，可是袁相忱却最不能接受这种事奉方法。他认为一个传道人可以在工作中与人合作，但生活的问题一定要单单地仰望主，否则就会出现依靠组织、依靠人过于依靠神的现象。苏牧师的担忧确实是实情：教会刚开办，单靠信徒的奉献连交房租都不够；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个组织来帮助，确实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可是袁相忱一直都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觉得一旦加入一个组织，就难免会由于钱的缘故，受很多出于人的领导，以致于不能够单单地仰望神，不能够学习如何在困难中单单地信靠神。

　　回想一九三八年，他结束神学装备后，完全可以留在远东圣书学院服事，过一种不愁吃穿的稳定生活，可是他不愿意接受以工资为形式的事奉所得，所以就一个人去了天津。在天津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事奉形式，但毕竟走出了有独立意味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三九年，他回到北京后，一边做翻译挣钱养家，一边事奉，就开始尝试一种不受工资约束的自由事奉。通过这次尝试，他知道了一个传道人就是应当这样，受神直接的供养与差派。在农村的五年中，袁相忱作为一个传道人，就住在乡亲们家里，受神直接的供养。这五年使他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一套事奉方法和观念，也使他的信心由理论而结出了丰硕的实践之果，使他更加坚信：一个传道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应该坚持直接受神的供养，而不是加入某个组织，按月领工资，如同世俗的人一般。

　　但为主工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也经常有一些直接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比等候或祷告看起来更实际，所以人的信心也常会受到挑战，受到引诱。此刻袁相忱又面临这个已是老朋友的问题，但他依然很坚定，他相信这是神对他个人的带领方式。他向苏朝生牧师表达了他的想法：“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设想的这些，但是我不想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尤其是外国的差会；我也不想拿任何组织的固定工资，如同外邦人上班打工一样。我只愿意在这个福音堂里做主所托付的工作。主给我一个羊，我就牧养一个；给我两个，我就牧养两个。传福音的当靠福音养生。工作少，奉献少，我就可以用带职事奉的办法维持家庭生活；工作多，奉献够我们的基本开销后，我就专心全时间完成神的托付。我不求名声响，也不求排场大，只愿意做一个忠心的小仆人。主托付一份工作，我就努力做好一份。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苏牧师听了，好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又很坚决地对袁相忱说：“袁弟兄，你可想好了？这么大的一处房子，租金问题就够你受的了！你不挂神召会的牌子，工资也没有，一家老小怎么生活？你再仔细想想，先不要做出决定，以免以后后悔。我说这些全是为你好。”袁相忱说：“我不用再想了！这个问题从我读神学毕业起就开始想了，我一辈子都不准备加入某个组织，也不准备领这种工资，但我相信，神一辈子也绝不会让我缺乏，必负我完全的责任。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意思，抛开组织，抛开金钱，大家就在这里彼此同工，牧养这个教会的信徒，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苏牧师说：“我是挪威神召会差派来的牧师，我不会脱离母会的，并且现在不拿现成工资的传道人有几个呢？这也是神供养我们的一种方式。再说有教会在背后支持，对以后的工作开展扩大会很有利，至少免去了你经费上的筹措问题。我还是劝你不要匆忙做决定，挂神召会的牌子对你会有很大好处的。你再考虑考虑吧！”

　　袁相忱说：“我相信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方式都不一样。使徒时代的工人从来没有固定的工资，但是他们传福音的火热和功效是无可比拟的。我们今天要把福音传出去，也应该像当初的使徒们一样，使徒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我们的典范。大家都传一个耶稣，不要设立什么派别，更不要以派别而划定范围。我不同意挂神召会的牌子，就是这个意思。我不加入任何宗派，也不领任何组织的钱。”

　　话说到这种情况，彼此都有些僵，苏牧师一再耐着性子让袁相忱考虑一下加入神召会的事，而袁相忱也反复表了态。两个人谁都不肯让步，连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最后苏牧师撂下一句话：“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无法同工，那我就退出。如果你以后有困难了，再来通知我。”他的意思很明显，他不相信袁相忱能独力把福音堂的工作支撑下来。每月三百斤小米的租金，对袁相忱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苏牧师说完了话，头也没回地走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在市政府开封阜成门一百六十号的几天后，福音堂就正式开堂了。但开堂不久，袁相忱果然就遇到了经费上的问题。开堂布道前，袁相忱估计因为这里是老福音堂，会有一些老信徒因福音堂的重开而回来，结果却根本不是这样。原因很简单，当初帜田金雄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多少中国信徒，再加上袁相忱近几年都在农村服事，对北京的信徒根本不熟悉，所以也没有信徒知道这里开了福音堂，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堂光有支出，没有收入。第一个月内，袁相忱看到这种情况，除了在冉约翰的饭店工作半天之外，又在外面接了翻译的工作在晚上来做，有时甚至要做到半夜才休息。但一个月下来，他所有的收入加起来都不够交房租，这还没算全家人的日常开销。

　　到了交房租的那天，梁惠珍拿出了结婚时娘家给自己的一些陪嫁钱，补足不够的那部份款，袁相忱才去前门房东家里把钱交了。这困难也是预料之中的，但又比预料中的更大。苏牧师对形势的分析是对的，经费的问题是这个小福音堂的一个很大的压力，但他没想到，面对这种压力，袁相忱却没有回头去找他，没有去要那份等候在那里的支持。他只是对妻子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等候神，自己生活苦一些没关系，这是神对我们的试炼，看我们能否坚持到底。”

　　袁相忱认为最大的困难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来自于传福音的果效上。开堂的第一天，袁相忱把母亲和妻子、孩子都发动起来，让他们坐好了，然后自己就站在讲台上开始敲鼓，领家人唱诗。他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为的是让街上的人能听到鼓声，能听到唱诗的声音，好进来一起聚会。尽管北京当时还是春寒阵阵，但他们全家却毫不在意。外边的人确实是听到鼓声和歌声了，但大家只是围在门口往里看，袁相忱再三地请他们进来，他们都不肯；并且袁相忱越是邀请他们进来，他们就越往后退，最后又都散开了。倒是有个人探进身来问了一句：“你们这么热闹，是卖药的吗？”

　　原来这人根本不知道“福音堂”为何物，看到个“堂”字，就以为是药么。当他得知这里是传福音的地方后，就转身走了。开堂第一天，袁相忱就为自己的家人讲了一个专题讲座：“如何把你所求的告诉神。”

　　袁相忱讲的时间很短，讲完后全家人一起为福音堂的工作向神祷吉，求神开路。

　　第二次开堂布道的时候，袁相忱总结了上次的经验，觉得光在屋里敲鼓唱歌是不行的，纵使你把门窗打开，但人们一般也不肯贸然进来。所以，他就决定主动出击，一大早就把鼓抱出去摆在门口，然后他们全家人就站成一排，大家一起随着袁相忱的鼓点唱诗歌，所唱的诗歌简洁明快，反复重唱：“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要救罪人。”这一招果然奏效，歌声一响，人们忽拉一下子就围了上来，看有什么事。他们全家依然继续唱。等围的人很多了，袁相忱就对大家说：“我们是传福音的，想得永生的人请进来听我们详细地讲。”

　　于是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但没有一个挪动脚步的。袁相忱又继续说：“这福音是白白送给我们的，不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得着，得着的人就有永生，就能上天堂。”

　　人们一听不要花一分钱，就放了心，于是有几个爱热闹又胆大的人就带头走了进来，后面又有几个也就跟着进来，袁相忱就回到讲台上，趁热打铁地向大家传起福音来。但听了一会，有几个人就不耐烦了，出去干别的事了；还有几个勉强听到最后，也没什么表示，并且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了。

　　传福音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也需要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更需要耐心等候。袁相忱为福音的工作一边切切地祈求祷告，一边又对自己说：“等候吧！我只是撒种的，真正能让种子生长的是神。我现在应该只问耕耘，不求收获，因为还不到收获的时候。”他依旧满怀盼望的心，每星期三次带着全家老小在门外敲鼓唱诗，以最简单、最热闹的方式来传达一个一成不变的真理。若是碰上白塔寺有庙会，袁相忱也会多加一次布道，因为庙会实在是个传福音的好机会。

　　阜成们福音堂开堂不久，袁相忱就去了东单的集中营看望帜田金雄。他之所以要去，原因很简单：福音堂中的许多用俱都是帜田金雄留下的，虽然他现在是作为战犯被集中，失去自由，而且这些东西一起被政府查封，又一起交还给房主；将来帜田金雄被遣返回日本的时候，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带走，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他的，袁相忱觉得用了人家的东西要领情，并且也应该趁着他还在中国的时候去跟他打个招呼，以示起码的礼节。

　　他到了东单的集中营中，告诉看守，他想见帜田金雄，看守就问他是帜田金雄的什么人？袁相忱想了想，就说算是认识的朋友吧。看守进去请示，不一会就又出来，请袁相忱进到一间屋子里。过了一会，帜田金雄就被带来了。袁相忱就对他说明来意，告诉他：“我己经去市政府开了阜成门一百六十号的封条，并且向房主李少鹏租下了阜成门一百六十号，现在己经在那里开堂布道了。你的那些椅子讲台等用俱，暂且也没有其它用处，所以我就先用了。我来就是向你打一声招呼，告诉你这些情况，也来向你致谢。”袁相忱极谦和地说了这番话，没想到帜田金雄听完后却非常生气。他用中国话对袁相忱说：“你用我的东西是小事情，那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我也不在乎；但最关键是你用我的福音堂，要先征得我的同意。你没有经过我同意，怎能随便打开我的福音堂使用呢？”

　　袁相忱又向他解释：“第一，这个福音堂不是我自己打开的，而是国民政府开了封条，房主给了钥匙打开的。第二，你虽然租了这个地方，但后来你被集中了。房子先是被封，后来又归还给房主使用。不管你当初是与房主如何签约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房主完全有权利处理他自己的产业。”帜田金雄听了，仍然不高兴。他一再强调，袁相忱应该先找他，经他的同意后才能用那所房子。袁相忱也就不和他计较，知道他被集中这么久，可能心情不好；又想自己来只是尽一点本份，不被理解也就算了，反正这个福音堂是合法开办的。

　　在开堂的最初一个月里，基本上就是袁相忱一家人在聚会，但袁相忱依然郑重其事，唱诗、祷告、讲道，没有丝毫马虎。他心里知道，在看不到明显的效果的时候，更需要自己谨慎自守。他们全家经常围坐在一起，切切地求神为他们的工作开路，也求神赐给他们合适的同工。

　　一天下午，袁相忱正一个人坐在福音堂的凳子上看书，忽然听见有人在门外扣门。门本来就打开着，袁相忱一边说“请进！”

　　一边抬起头来看是谁。门口站着一位非常慈祥的老者，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更特殊的是，老者有着一捧极为罕见的长胡须，边笑着往里看，边抚着他的胡子。袁相忱放下书，迎上前去，将老者请进来。老者问：“谁是这个福音堂的牧师？”

　　袁相忱说：“是我。小姓袁，叫我牧师不合适，叫我牧者，或者就叫袁先生吧。”老者又说：“我也是信耶稣的。今天刚好路过这里，看到这个福音堂开了，很高兴，就进来看一看。”老者满口京腔，边说话边抚胡子。袁相忱就问：“老先生贵姓？听口音像是北京人吧？”老者回答说：“鄙人姓夏，夏天的夏，名露川，北京人，信主好几年了，很高兴看到现在服事主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夏先生就与袁相忱交谈起来，两人越谈越投机。夏先生作为本地人，又对在北京开展工作提了很多建议，诸如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如何对本地人传福音等。袁相忱觉得非常好，都一一记下。他们聊了很久，夏先生才告辞。袁相忱留夏先生吃饭，夏先生谢绝了，但说下一次开堂的时候他一定来帮忙。果然，再开堂的时候，人们就看到这个福音堂中多了一个总是笑呵呵的长胡子老者。他向人传福音，招乎人们入座，忙里忙外。从此，每次开堂他都是最早来、最晚走，袁相枕就有了他的第一个同工。后来，因工作量加大，袁相枕就干脆请夏露川老夫妇俩住在福音堂中，他对夏老先生说：“神己经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地方，我们就享受兄弟和睦同居的福份吧。”

　　福音堂开了以后，第一个在这里重生得救的人叫梁德芳。他本是河北武安县人，为逃避战乱带着妻子女儿从老家来到北京，偶尔做些兑换银元的小买卖，就住在阜成门南顺城街，与福音堂相距不过几百米。福音堂刚开堂时，袁相忱的鼓声一响，他就总站在人堆里看热闹，也曾经进来听袁相忱讲过一两次，对袁相忱所讲的人的罪，他深有认同感。但成熟的年龄和性格，又使他不是急于表示自己的回应，而是一再地深入观察。一个多月来，他总是到福音堂听袁相忱讲道。

　　一天，袁相忱讲完后，他还没有走，袁相忱也看到了他，就过来跟他单独谈话。袁相忱问过他简单的个人情况后，就单刀直入地问：“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吗？”

　　大多数的人听到这个问题，都觉得不可理解，顶多也是随口附和，心里却多少觉得牧师有点故弄玄虚。但梁德芳却不一样，他很诚恳地回答说：“你说的没错！人心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恶。我知道我有很多罪，这些罪有时算不得法律上的罪，但人的良心常常会提醒人。”袁相忱听他这　一说，心中就暗暗感谢神。一个认识到自己有罪的人，他离神的救恩就不远了。他又接着问：“你既然承认自己有罪，那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让他除去你一切的罪？”

　　梁德芳非常肯定地说：“我愿意。我现在就愿意！我已经找了很久了，总找不到归宿，现在终于找到了。”

　　之后，袁相忱就带梁德芳一起作了认罪祷告。开始是袁相忱说一句，梁德芳跟着说一句。祷告完了，梁德芳又对袁相忱说：“我还想自己再做一个祷告。你能陪着我吗？”

　　袁相忱说“ 好”。沉默良久，梁德芳开始用他那疲惫的嗓音祷告，虽然话语有些不太流畅，但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倾诉。他对自己的罪的深刻认识，对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衷心领受，使袁相忱的预想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有份的人；一个人对自己的罪认得越清、越深，他所蒙的恩就越大，他的属灵生命成长得就越快。那天临走的时候，梁德芳对袁相忱说： “下次我来的时候，一定也把老婆孩子带来，让她们也得着这个福份。”

　　果然从此以后，每逢袁相忱开堂布道，梁德芳一家三口就总是坐在最前边。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表示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他们一家三口的归主，大大鼓舞了袁相忱的信心。他对别人介绍梁德芳时说：“这是我敲鼓敲来的第一个神所赐的礼物。”

　　福音堂刚开堂的时候，袁相忱听说北京八里庄有一所盲人学校，是一个外国的福音机构办的，凡想入学的盲人都必需要相信耶稣。袁相忱一直想去看看这所学校，但因怕主办机构有不高兴的地方，所以就一直拖着没去。没想到一天有两个盲人来到他的福音堂听道，散会后袁相忱便来与他们交通。他们告诉袁相忱，听人说阜成门这里己新开了一个福音堂，所以就专程赶来参加聚会。袁相忱很感动，就问他们学校的一些具体情况。盲人学校的情况与青年会学校的差不多，都是以信仰为名，以社会福利为实：有福音的外表，但没有信仰的实质。盲人为了入学，就都说自己相信，但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却不多，学校里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学校中有几个真心追求的学生，就自己出来四处找地方聚会。袁相忱听了这些情况后，就问他们： “我能为你们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呢？你们这样走来走去，不是很方便，有没有其他聚会的办法？”两个盲人青年想了想说：“我们现在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等我们回去与其他人商量一下，下次再来告诉您。”

　　谈完话后，袁相忱就留他们吃饭，吃完饭又亲自把他们送出阜成门，送到车上；又反复叮嘱他们路上小心，然后自己才回来。

　　一个礼拜后，开堂布道的时候，阜成门福音堂的长凳上多了四五个手持盲杖的青年人，他们都是盲人学校中在主的真道上比较追求的青年学生。散会后，袁相忱连一杯水都来不及喝，就过来与他们谈话。他们告诉袁相忱，为了赶来听袁相忱讲道，他们一大早就从学校里出来了，这次来收获很大。他们很希望袁相忱能带领他们一起查经；如果袁相忱有空暇的话，最好今天就能确定一下，看每星期能有几天的时间可以与他们一起查考圣经。袁相忱想了想，就定在每星期二晚上一起查经，并问：“我去你们学校方便不方便？应该能找到一个地方一起查经吧？”盲人中有一个叫王德明的年轻小伙子说：“这样麻烦您，多不好意思，还是我们来吧。我们一起到这里来，免得让您跑来跑去，耽误您的时间。”袁相忱很感谢这个青年人对他的体贴，但还是坚持说：“如果你们学校中有地方聚会的话，我还是在每星期二去你们那里吧！星期天上午如果你们有时间，又方便的话，就来我这里参加崇拜，这样大家可以一星期中有两次见面的机会。”

　　于是大家就初步这样决定了以后的聚会时间。从此袁相忱就每星期二风雨无阻地出现在八里庄盲人学校中。八里庄离阜城门很远，聚会的时间又是在晚上，袁相忱都是骑着自行车去。春天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大雨常常把正在路上骑车的袁相忱淋成落汤鸡。有几次聚会前忽然下起大雨，盲人学生们都以为袁相忱不会去了，没想到他却准时到场。冬天的时候，北京的气候异常寒冷，北风呼啸，有时还会下大雪，但不论天气如何，袁相忱都保证能准时到场。他严谨的作工态度、热情的助人精神，给当时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相忱在带领他们查经的同时，也得到了几位很好的同工。盲人中有位叫陈邦恒的年轻人极富唱诗的恩赐，他的嗓音宏亮，音准极佳，并且记忆力和乐感都非常好：任何一首新歌，只要是有人先弹琴把曲词唱一两遍，他就能准确地重复，不会出错。他学一首新歌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快。袁相忱看到他有这种赞美的恩赐，就问他有没有感动出来带领大家赞美敬拜？他起初不好意思站出来领唱，袁相忱就鼓励他：“这是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充分地利用发挥，主所赐的要为主所用。”陈邦恒在袁相忱的鼓励下，每星期在阜成门的福音堂里领唱诗，他逐渐从一个性格比较内向害羞的人，成长为一个非常出色的崇拜聚会的带领者。他常常对人说：“是袁牧师培养了我。”但袁相忱却说：“是主赐给你恩赐，又亲自地培养了你。我从你的身上都看到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你要更加地依靠主，主就会更加地使用你。”

　　每逢星期天，袁相忱就让大儿子福音去城门外的车站，迎接这些赶来聚会的盲人青年。聚完会，梁惠珍就把做好的饭菜端出来，请他们吃饭。刚开始时，盲人青年不肯吃，因为盲人吃饭会有很多的不方便，需要人帮助挟菜、端饭，每一件小事都需要人照顾。袁相忱夫妇那么忙，他们就不好意思多打搅。但每次聚完会，他们要走时，袁相忱都会说：“不要回去，先在这里吃完饭，然后再利用一点时间，如果有疑难问题的，就可以问。”

　　梁惠珍更是忙里忙外，把盛好饭菜的碗、筷子一一递到这些青年人的手中，自己就站在旁边，不停地给大家盛饭挟菜，等全部人都吃好了，她自己才吃。吃完饭，灵里渴慕的青年们就不停地向袁相忱问一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在袁相忱解答问题的时候，梁惠珍看到哪个人的衣服破了，就会拿出针线来替他缝好；看到哪个人的衣服脏了，就拿出袁相忱的衣服叫他们先穿上，自己马上去把盲人青年的脏衣服洗了，晒干后，让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回学校去。有时正要回去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袁相忱就让他们住在福音堂中。盲人青年来到袁相忱的家里，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所以虽然路远，他们却是非常喜欢来，盼着快点到礼拜天，好去听袁相忱讲道。

　　一九四六年秋，神为袁相忱的事奉打开了另一扇门。当时北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央广播电台专门开了850和770千兆的福音广播频道。此频道每星期天中午都要请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和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去讲道，每人半个小时。

　　王明道先生和袁相忱先生都在被邀之列，讲道的时候，电台就派出汽车来牧师的家中接送。袁相忱每礼拜天早上在自己的福音堂中讲完道后，就与个别听道的人交通，等到中央电台的车来接了，就去电台布道。有一次他与天主教设在定府大街的修士班的几位修士一起去中央电台录音，回来的时候袁相忱就用英语与他们交通。他向修士们讲述了自己重生得救的经过，还谈起了马丁路德的改教，又邀他们到阜成门的福音堂小坐。后来袁相忱也去定府大街看访过他们。经过交通后，袁相忱相信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中，也有一些信徒是得救的，他们与基督教虽然外表的形式、仪文不同，但内里却是相同的，都是相信十字架，相信神的救恩。袁相忱对青年人说：“我们看别人要首先看到人家的长处，我觉得我有三样东西比不上天主教的神父：一是神父们不结婚，我没有这种恩赐；二是神父们没有私人财产，他们的衣服，手表都是一样的；三是神父们绝对地服从教皇。这三样我都做不到。”

　　一九四七年，阜成门福音堂全体会众在克服困难、静心等候神之后，看到了工作的果效，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添，每礼拜天参加聚会的人，由初开堂时的只有袁相忱全家的境况，迅速上升到近二百人。福音堂还开设了主日学，专门给小孩子们传讲福音。袁相忱规定，不论是自己家的孩子，还是随家人来聚会的小孩，在大人聚会的时候，都必需参加主日学，必需按时完成主日学老师布置的功课。

　　一九四七年夏，阜成门福音堂为第一批得救的人施浸。施浸前袁相忱与每一位要求受洗的人详细交通，了解对方的信仰根基和是否真的清楚得救。从此阜成门福音堂每年都在夏天有一次施浸，受洗的人数从四七年的二十多人，逐年增加，四八年为三十多人，四九年为四十多人，五零年达到了五十二人。

　　一九四七年，袁相忱受瑞典传道人傅约翰和傅安得生夫妇之托，照顾初来北京开展工作的年轻传道人艾喜德。傅氏夫妇在陕西北部的荒漠地区传福音，与袁相忱相识多年，是谦卑柔和、生活检朴的牧者。傅氏夫妇早年带领艾喜德归主，后来艾喜德蒙神呼召来中国传道，但因不懂中文，遇到了很多困难。袁相忱带她到自己的福音堂参加聚会，鼓励她用中文介绍自己，还告诉她：“迅速学会一门语言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与当地人交谈。”

　　艾喜德非常喜欢与梁惠珍在一起，梁惠珍以女性的细心教导她独身在异乡时的许多功课。梁惠珍对艾喜德说：“你就把我的家当作你自己在中国的家。有什么难处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客气。”袁相忱与艾喜德在谈到中国教会的发展时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并且是自立的教会。我现在就是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向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艾喜德看到阜成门福音堂的信徒们在聚会时热心参与，非常清楚自己是得救的天国子民。

　　后来艾喜德先后在内蒙、天津等地开展工作，但她与袁氏夫妻亦师亦友的感情，一直未曾间断。艾喜德在天津工作期间，袁氏夫妻有机会经常去天津探望她。一见了面，袁相忱总要问艾喜德学习中文的进展情况，并抽出时间帮她辅导中文。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权交接的关头，很多传道人纷纷撤离，人心惶惶，袁相忱劝勉艾喜德继续努力学好中文，回应神的呼召，作一个“在中国人中间传道的传道人”。袁相忱经常向艾喜德谈起主的工人所应有的做事原则，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都要坚守神的话语。一九五一年，艾喜德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但她始终没忘记袁相忱对她说的话，她也回应了神的呼召，继续在中国人中传福音。袁相忱夫妇对她的帮助，使她在香港事奉的四十年期间，大得益处。

　　一九四七年后半年开始，袁相忱辞去了一切外面的工作，专心传道。到一九四九年，每逢聚会，阜成门福音堂的二百多个座位都坐得满满的。袁相忱在福音堂的房木项上竖起了八个大字：“转回吧，何必死亡呢？”

　　这八个艺术体的大字从老远都能看得见。这八个字也曾救过一个感觉人生失意、准备自杀的东北青年的生命。

　　有一天，一个从东北流亡到北京的青年学生，因觉得生活动荡、人生失意，就想在阜成门外护城河投河自尽。他正要自杀时，一抬头，看见了福音堂上的这八个大字：“转回吧，何必死亡呢？”

　　这话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正在走向死亡边缘的人。他想：“这话不正是对我说的吗？我难道真的只有死这一条路吗？”他就徘徊犹豫了很久，最后，又决定进来看一看到底是谁写的这句话？他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于是他就来到了福音堂门口，当时袁相忱正在里面，看到一个陌生人，就主动问他：“有什么事没有？”

　　年轻人还没说话，泪就流出来了。他呜咽着把自己的烦恼和解不开的悲观失望都说了出来，也把自己刚才在自杀前看到的那句话说了出来。袁相忱看着他说：“年轻人，你来对了！我也许不清楚你到底有多大的难处，非要走自杀的路，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你，给了你生命。你只能好好地珍惜生命，并且要知道是谁创造了你。好好地信靠上帝，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是多么苦了。”那个年轻人以后就信了主，来阜成门聚会，后来又满有喜乐平安地回老家去了。

　　大陆解放前，许多传道人看到前景黯淡，担心GC党执政后会带来许多不好的结果，所以纷纷远走他国。远东神学院院长吴智先生来找袁相忱，告诉他，圣公会召牧师，要求会英文和广东话，要到印尼开展工作。他觉得袁相忱合适，所以就来问问他本人的意思。吴智说：“这件事你要好好祷告神，如果是神的旨意，你就去，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就不要去。”

　　袁相忱告诉他：“我不去。神给我的呼召是在中国，中国有这么多没有得救的灵魂，我要在这里安营扎寨，踏踏实实地把神的工作做好。”一九四八年年底到一九四九年期间，大批的传教士离开中国。当时在北京开展福音工作的芮牧师问袁相忱：“GC党掌权后，恐怕福音工作就不好开展了，并且极有可能会受逼迫。你如果想离开中国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带你一起走。你英文那么好，在国外照样能服事。”袁相忱回答他说：“我的托付是在中国。到外国干吗呢？GC党在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我想他们不会做得太离谱。再说，神既然呼召我在中国传福音，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会为我开路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解放军首批部队进入北京城。军队从阜成门进城，就经过袁相忱的家门口。梁惠珍把玻璃用胶条贴成米字状，谨防部队进城时的震动把玻璃震碎。梁惠珍还买了一些米面储存在家里，以防物价上涨，但袁相忱却认为这是过分的担忧。他看到解放军队伍整齐、军纪严整，更加感到放心，因为他认为，有纪律的部队是不会乱来的，并且自己不过是个传福音的，基督徒和政治没什么大的关系，不管谁来掌权，只要自己远离政治、不犯法，还是像以前那样传福音，是不会有问题的。

　　政权变了、环境变了，而袁相忱传福音的心志却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