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上) 我必定事奉耶和华

一、天津

　　一九三八年初，袁相忱结束了在远东圣书学院的为期三年半的学习，来到了天津圣会所事奉。这是他正式事奉工作的第一站。

　　天津圣会所是由宋尚节博士在天津创立的布道团演变而来的。布道团先由张周新和陈善理夫妻负责，后来张陈二人把家产卖掉，开办了圣会所，并且在天津南市建了福音堂。袁相忱与张周新在布道团中认识，后来张周新就邀请袁相忱来南市的福音堂布道。袁相忱就从北京来到天津，在福音堂向人传福音，带领聚会，吃住都在福音堂中。那时，袁相忱有机会常去阿珍家里，但当时因天津太乱，阿珍的父母就让阿珍和两个妹妹住在租界租的房子里，那里很安全，日本兵不会进去。所以相忱常去阿珍家，却没有看到过阿珍，只听阿珍的妈妈讲，阿珍现在也信耶稣了，每天都在家里读圣经，脾气性格也有很大改变，不像以前那样爱生气了。她还想去读神学，只是神学院只招走读的，而阿珍的妈妈又不放心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时局实在太乱了，所以就没让她读。相忱听后很高兴，这也算是他所结的一个果子，他没想到阿珍真的信了，并且信得这么好，就很为阿珍高兴。一次相忱又去阿珍家里，阿珍的母亲告诉相忱，有人给阿珍介绍对象，对方是一个银行行长的儿子，可是阿珍一听人家不信耶稣，就一口回绝了，连面都不肯见，使阿珍的爸爸非常生气。后来阿珍就干脆对家人明说：“圣经上说，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我信了，就要找个信的对象，以后你们就别给我瞎张罗了。”

　　阿珍的妈妈说：“你看看，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能不管呢，都快二十的大姑娘了，每天跑出去聚会。外面那么不安全，并且女孩子越大越不好找婆家。阿珍的个性很强，她说要找个信的，别人再劝也没用。阿邦，你也是信耶稣的，认识的人多，看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基督徒给阿珍介绍一个。” 袁相忱点头答应了，他一回到福音堂的住处，就立即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说：“阿珍的妈妈让我给阿珍物色一个对象，我挺喜欢她的，如果父母也觉得合适，就请父亲写封信给阿珍的父母，向他们提亲。”

　　袁禹庭接到儿子的这封信，非常高兴，觉得这是儿子最近几年来最让他们满意的一个举动。袁相忱的外祖母此时正患重病，但一听袁禹庭念完了这封信，就高兴得合不拢嘴。要知道按一般的世俗眼光，袁家当时是无法和梁家相配的，但相忱既然写了信，就应该有点把握。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外祖母一高兴，病就好了，并且可以下床走动了，于是全家人就合计该怎么给梁家写求婚信。最后还是由袁禹庭亲自执笔，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长信给阿珍的父亲，大意是：“

　　得知令爱阿珍也信了耶稣，并且说非基督便不嫁，我们很为她高兴。我家阿邦也是信耶稣的，如您不嫌弃，就恳请向令嫒提提这件事，看看他们两个的想法。我们也知道，按理说我家阿邦无论从各方面都配不上阿珍，如果您能与令嫒商量一下此事，我们将感激不尽。”

　　这是一封近乎恳求的求婚信，阿珍的父亲收到信后很为难了一阵子，他知道阿邦是个好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为人正派，可是要成为他女婿的话，又似乎太穷了，恐怕女儿将来要跟着他受苦。他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把这封信给女儿阿珍看了，要阿珍自己表态，并反复对阿珍说：“你自己可要考虑清楚了，阿邦虽然是个好孩子，但他家实在太穷了，房没一间，地没一亩，他自己又是一个传道人，也不可能赚大钱。你要考虑以后的生活问题，别急着答复，终身大事要慎重。”阿珍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的结论是：“就冲着他是一个为主工作的传道人，我答应了。”

　　于是袁相忱与粱惠珍在三八年五月份订了婚，并于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袁相忱与梁惠珍虽然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没有介绍人，但严格地说并不是自由恋爱，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从未谈过恋爱。结婚前两天，梁惠珍由母亲和妹妹陪着坐火车来到北京，住在旅店中。那时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都下雨，梁母就说结婚时下雨不是好兆头，并且下火车时因为拿的东西太多，结果就把伞放在火车上忘记拿了，梁母就更加不高兴。可是到了二十二日结婚这一天，却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晴天，袁相忱与梁惠珍的婚礼在王府大街的大饭店举行，是半中半洋的，坐的是中式的马拉车，穿的却是西式的婚纱。袁家请了一百多个客人，其中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婚礼先由牧师证婚，之后又按中式规矩进餐，吃饭前，饭店先按中国的规矩给新郎新娘每人一碗面条，服务员给新郎新娘道喜，说：“新郎一碗长寿面，新娘一碗长寿面，长长久久到永远。”

　　然后就把两碗面条摆在新郎新娘面前。袁相忱一听，就不高兴，说：“我是信耶稣的，不信这个。”

　　边说边拿起自己的那碗面往地下一搁，然后又把梁惠珍面前的那碗面也往地下一搁。袁母的脸刷地一下就变了，可碍于新娘和客人的面，又不便发作，过了好久脸色才稍微缓和一些。可是袁相忱却丝毫不在意，又继续招呼大家吃饭。这段婚礼上的小插曲一直让梁惠珍记忆犹新，这是她第一次从近距离领略丈夫的风格。

　　婚后，袁母曾对儿媳梁惠珍说，“阿邦脾气急，想到哪就做到哪，是直肠子，你以后多担待他，别跟他计较。”

　　梁惠珍却心里想，这才是真以色列人的脾气呢。不久，袁相忱又回到天津继续事奉，梁惠珍也跟着他回到天津，暂居在娘家。约过了半个月，袁相忱服事的地方迁到天津葛沽，在教堂后面收拾好了一间小屋后，才把妻子从岳母家中接来。

　　在葛沽的小教堂中，经常会有日本兵进来，但多数的日本兵也只是进来看看而己，并不闹事。有一次，两个日本兵进来，把枪搁下，拿起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了“战争罪恶”四个大字，一问，才知道他们也是基督徒，是被迫来服兵役的。看来普天下神的儿女都是痛恨战争的。

二、北京

　　一九三九年秋，袁相忱结束了在天津一年半的事奉工作，回到北京。当时妻子的身孕己日渐接近产期，袁相忱正进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艰难时期。恰在此时，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非常热情地邀请他回神学院做翻译，每天只上半天班，每月有较高的固定的薪水，袁相忱每月除去十一奉献、吃喝外，还能结余一半，这在当时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粱惠珍在协和医院产下一子，取名为袁福音。袁家上下非常高兴，袁禹庭最高兴，他还希望将来儿子媳妇能生五男三女，他还把五个孙子的名字安排好了，就是 “音声乐庆荣”。袁禹庭给孙子起名字的本意没有一点与基督教有关的，他只是高兴袁家有后，香火有继了。但袁相忱却很恰当地为孩子的名字加上了个“福”字，他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为福音，福声，福乐，从此意义就大变了。

　　袁相忱在远东神学院依然保持了认真勤恳的工作作风，在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迟到或早退过，他主要的工作是给院长吴智当翻译：吴智讲课时，袁相忱就同步翻译，还有一些讲义，也需要袁相忱来翻译成中文。在远东神学院工作之余，袁相忱还坚持做一些教会的事奉工作，生活很安定，也很富足，全家人又都团聚在一起，一切都很好。渐渐地，袁相忱心中的不平安却越来越大，他不停地向神祷告：“神啊，我是不是贪图世上的享受，淡忘了你的呼召？你召我本是为救农村的同胞，可是我目前这么优越的生活，这么舒适的环境，与农村的生活越来越远了，我读神学也是为了更好地去农村传福音，可是我现在却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越来越远离神的呼召了。神啊，如果你让我去农村，就求你引导我，我愿意顺服你的呼召。”

　　一九四零年夏天，袁相忱在远东宣教会堂很意外地见到了裴约翰牧师。这是一次奇妙的相遇：裴牧师是去北戴河避暑，途经北京做短暂的停留，他们两人既没有事先的联络，也没有刻意地寻找，没想到却在远东宣教会的教堂里碰见，这真是神的安排。此刻袁相忱正在寻找农村事奉的途径，而裴牧师在河北和山东的农村的事奉工作也刚刚有起色，急需要事奉的同工，于是两个人一谈即通，非常合拍，因为神已经在他们两人心里都完成了奇妙的工作。当裴牧师从北戴河回来的时候，袁相忱已在神面前得到许可，决定带着太太和不足一岁的儿子，一起随裴牧师到河北南部的农村传福音了。袁相忱一家三口动身去河北农村的时候，袁家父母很不高兴，觉得这小两口放着北京城里的舒服日子不过，偏要去农村，简直是不可理喻。但袁相忱心中坚定，他知道，这是神的带领，他不能也不应抗拒神。

三、在河北、山东农村传道

　　一九四零年夏，袁相忱携妻带子，来到了河北省南部的城安县，在县城东关的一座小教堂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片充满泥泞的土地，下雨的时候遍地黄泥，天晴的时候，脚踩在地上，会有一路黄色的尘土随着你，鞋和袜子片刻就弄脏了。但这也是一片事奉工作的热土，到处是一颗颗饥渴的心。这里的生活比起北京差了一大截子，吃的东西也非常简单，每天就是小米粥、窝窝头、酸白菜，好一点的就是红萝卜。袁相忱曾与裴牧师一起作过一首诗，来形容当时的饮食状况，诗的上联是：“红萝卜，白萝卜，红白萝卜。”

　　下联是：“稀米饭，稠米饭，稀稠米饭。”

　　横批是：“顿顿如此。”

　　裴牧师最喜欢喝小米粥，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 “小米缸”，裴牧师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还经常主动告诉别人他的绰号。每逢吃饭时，裴牧师总是与别人开玩笑：“

　　猜猜今天吃什么？”

　　说完后又用英语回答：“又是酸白菜！”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大家就一起快乐地吃饭。能吃得上酸白菜还算是好日子，一九四零年秋天欠收，庄稼打得少，结果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天天吃的都是糠窝头。河北南部盛产棉花，把棉花籽放在玉米面中做成花籽窝头，这成了他们当时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食。这些东西中国人吃起来都难以下咽，更何况是平时吃惯了面包牛奶的美国人。但裴牧师每次吃饭时都吃得很香，人们都没有什么怨言。

　　袁相忱与裴牧师以及当地一位叫尚志荣的同工，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起去各乡村布道，而梁惠珍则与裴师母一起，在教堂附设的学校里教书。梁惠珍教小学六年级的课程，上课的时候就把儿子福音托给工友看管，下课后还要备课洗衣服，晚上还要带学生上晚自修，工作虽然累，但却很充实。

　　去乡间布道是很辛苦的。他们带着一个帐篷和一些简单用品，从县城出发后，逐村去布道。裴牧师与他们两个人一样，都穿一身中国最普通的黑色长袍，头上顶一盏汽灯，因为当时还没有电灯，晚上就靠着头上的汽灯照明。每进一个村，先把帐蓬支开，安营扎寨，然后裴牧师就拿出一部手风琴，尚志荣就拉风琴，袁相忱敲鼓，开始唱诗歌。乐器声和歌声把人们吸引出来后，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三个人轮流讲。一个人在讲时，其他两人就在一边祷告。每逢庙会，从各村来赶庙会的人川流不息，正是传福音的好时候。人们听到鼓声，以为有什么热闹，就纷纷从家中跑出来看他们。一看，原来是洋人来乐，就围着裴牧师看新鲜。他们趁大家都围上来的时候，马上开始传讲福音，有时一天内每人要讲两三回，都是一些简单的道理。那时正是日本占领时期，老百姓心中没有平安，很容易接受福音。每天出去布道，都有人悔改归主。对那些表示悔改的人，就约他们晚上来谈，或在大树下，或在他们的简易帐篷外，带领他们作认罪祷告。一直到很晚，他们才能进入帐篷内休息。至于吃饭问题，就随便凑合。他们大约在每个村子呆四五天，然后又去另一个小村子，继续敲锣打鼓，游巡布道。每次从县城里出来，都要走五六个村子，一个多月后才能返回到县城。回到县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然后就是用开水烫衣服，因为长时间在农村，吃住条件差，所以身上长了虱子，但每次回来后，在县城也休息不了几天，他们又下农村去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走遍了河北南部的农村，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走下去，把神的福音带给饥渴的人。

　　在旷野的帐篷里，三个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不同区域，但却有着同样为主工作心志的人，藉着祷告，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裴牧师身为一个外国人，但他拥有的却是一颗坦诚的挚爱中国失丧灵魂的心。他常常彻夜为中国人流泪祷告，那一颗为福音工作迫切的心，常常使两位中国同工倍受感动。裴牧师身体力行地带领了袁相忱，使他在实践中明白，神最喜悦的是爱人灵魂的心；神的工作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做成。作为一个传道人，不在乎你有没有口才，不在乎你有没有文凭，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爱人的心，有没有救人灵魂的托付。旷野从来就是锻炼神工人的场所，摩西在米甸旷野的操练，大卫在旷野的牧羊，都是神所预备的最好的教育场所;不经过旷野的学习，就很难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袁相忱在中国农村这个旷野中，学到了他在神学院课堂里所学不到的一切，在这里神把空泛的知识化作一种与工作现实相融合的祝福，使他的工人在牧养别人的同时，更得着神亲自的牧养。

　　“我与神更加接近了。”袁相忱曾这样告诉亦师亦友的裴牧师。他找到了中国福音化的路径：到农村去，那里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有一颗颗单纯的心，有一个个濒临灭亡的灵魂。

　　一九四零年夏到一九四一年年底，袁相忱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等五县，以及附近山东五县的各个村落往返传播福音，他的足迹遍及了这十个县区的每一个村庄，每到一处都废寝忘食地传福音。他不仅适应了乡村的布道生活，而且还很快就摸索出了一条农村传福音的决窍。农村的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向他们传福音时切不可说些高深的术语，要从最实际的问题入手，并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乱世之中有神的爱，让他们感受到惟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战争制造了无数的惨剧，但也为福音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因为经受了战乱的人们才明白和平的可贵，哀痛中的人们才懂得幸福的含义。所以在短短的一年半中，他们所传福音的地方，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袁相忱又去山东漕城等地传福音，裴牧师留在城安县做其他工作。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偷袭美军驻扎在珍珠港的舰队，日美正式交战。因当时日本几乎完全占领了中国华北，所以从第二天开始，日本人就对在华的美国人动手，把美国人都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集中营。裴牧师一家四口也难幸免。日本人从城里套车来到城安县东关，闯入教堂内，带走了裴牧师一家人，还抢掠了他们所有的东西。皇协军，就是汉奸部队，还闯进了袁相忱夫妇住的地方，看到好一点的东西或者值钱一点的东西就抢。当时正是冬天，日本兵在外打仗，没有好的衣服穿，就把袁相忱夫妇的毛衣毛裤及皮鞋都抢走了，临走时还把袁相忱的放在桌上的一只怀表顺手牵羊地带走。当时留在城安的梁惠珍才二十二岁，日本人进来之前，教堂的一个工人跑进来告诉梁惠珍说：

　　“日本人已经封锁了城门，不许自由进出，恐怕过不了几分钟就会到教堂这里来了。你还这么年轻，又带着一个孩子，丈夫又不在身边。听说日本人正四处找花姑娘，你还是赶快躲一躲吧！”

　　于是梁惠珍就在脸上抹上锅底的黑粉，然后抱上孩子躲进后院的地窖。她刚下地窖，日本兵就进来了。粱惠珍在地窖里不停地祷告，求神保守孩子千万别哭出声来，否则，如果孩子一哭，日本兵就会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人带走了裴牧师全家后，又把整个教堂上上下下搜掠了一番，才坐车离开，临走时还告诉看门的人，他们还会再回来。过了一会，日本兵果然又回来了，这次只是几个当兵的来，带着枪，站在门口站岗，表示己从美国人的手中接管了这个地方。教堂里己乱成一锅粥，裴牧师全家被带走后，教堂里还有几个传道人及同工，大家都一愁莫展，不知该如何办。梁惠珍就抱着孩子在地窖里呆了几天，因为大家告诉她，现在还不能出来，日本兵还在门外，随时都会进来。每餐饭大家都帮她送到地窖中。她又担心袁相忱，不知山东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和这里一样？好在日本兵并没有再进来找麻烦。教堂里的人不知道该走该留，在毫无办法中只能向神切切祷告。

　　袁相忱在山东也同样遇到了这些情况，只不过日本人在山东的做法比在城安县文明一些罢了。当袁相忱骑车传福音到了山东的范县，也就是与城安县相临的一个属山东的小县城时，他住在宣圣会在范县的一个小教堂中。夜里，日本人来了，还带着翻译官，把在里面的传道人都叫醒后，宣布这里己由日本人接管，属于中国人的东西都可以带走，属于美国人的东西都留下。袁相忱一看这种情况，就想大概城安县的总部也被日本人接管了吧？心中就惦念着妻儿和教会的同工们，尤其是裴牧师全家的安危。第二天，袁相忱就起程回到城安县，进城门时，发现日本兵己荷枪实弹地站在城门口，并且规定：每一个进城的人都要接受检查，并向日本人鞠躬，才能进入城内。接受检查无所谓，袁相忱在范县时已被检查过，也没拿什么让日本人敏感的东西，但向日本人鞠躬，就不太舒服了，所以从此以后袁相忱就很少进城来。

　　袁相忱来到东关教堂门外时，看到也有日本兵持枪把守着，就知道裴牧师一定已被他们带走了，但里面的其他同工如何，就很难想像得到了。他在教堂周围转了转，希望碰到一个熟人或是从里面出来个人，好让他能了解一些情况，不致于冒然进去。但等了一会，既没有碰见一个熟人，也没有看到有人出来，他就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脱了长衫，摘下礼帽，只穿着里面的短衣服，如同当地的农民一样的打扮，放下自行车，走到教堂门前，向日本兵说明自己的身份。日本人听不懂，但马上就叫来一个翻译，袁相忱又对翻译说：

　　“我是中国人，是这个教堂的传道人，里面也有一些中国人，我要进去跟大家商量一下该如何处理眼下的事情，也要安排一下想回家的人怎么回家。”

　　翻译是个东北人，还是通情达理的，跟日本兵说了一通后，就让袁相忱进去了。

　　袁相忱一进去，里面的人都立刻围上来，大家劫后重逢，悲喜万分。袁相忱看着妻子脸上的锅黑，又看着在妻子怀中熟睡的儿子，连声说着“感谢神！感谢神。”同工们告诉袁相忱，裴牧师一家四口人可能被送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去了，但目前也没有确切的消息。于是大家又为裴牧师一家人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平平安安地在主的里面。接着又讨论起人员的分流问题，袁相忱说：“愿意回家的，并且家远的，就先把教会剩下的钱作路费，按路程远近平均分配。”

　　教堂被封，很多人都愿意回家，再寻找事奉的途径。教会剩下的钱很少，根本不够大家的路费，但大家都没什么怨言。在一旁的尚青梅弟兄看袁相忱自己没有要钱，以为是他知道钱不够，故意不要。等人都散了后，尚青梅就拿出五元日币，给袁相忱说：

　　“你拖家带口的也很不容易，家又那么远，我给你五块钱作路费吧。”

　　袁相忱说：“我不回去，我还要留在农村传福音呢。”

　　尚青梅听了这话很吃惊，他以为袁相忱是跟着裴牧师来的，现在裴牧师不在了，袁相忱也该回去了。但袁相忱到农村来不是跟着人，而是顺服神的呼召，所以裴牧师在也好，走也好，他都会继续留在农村的。袁相忱看尚老先生如此惊奇，就对他说：

　　“我真的不回去。农村这片广大的禾场还等着我呢！现在工作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我怎么能离开呢？”

　　尚青梅这才相信了。他被袁相忱的事奉决心感动了，就对袁相忱说：“既然你已决定不回去，现在教堂又被日本人占了，你就干脆住到我家吧，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

　　尚青梅第二天就从家里套了一辆牛车来，把袁相忱一家三口接到了他的家中。尚青梅家住在离城安县八里远的北散湖村，袁相忱就在尚青梅家中的一间小西房中安下了一个简陋的家。从此，他与农民同吃同住，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

　　一九四二年三月，梁惠珍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儿。袁相忱给女儿取名为袁安湖。“安湖”这两个字就取自于城安县北散湖村的地名。这是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名字。多年以后，一说起女儿的名字，袁相忱都会讲述一番北散湖村乡亲们的真情厚爱。

　　一九四二年春，袁相忱在河北城安县北散湖村办起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因为在城安县的教堂被日本人占了，在农村又不可能有钱盖教堂，但神的羊群需要牧养，信徒不能停止肢体生活，于是聚会就转入家庭中。每天晚饭后，袁相忱的小屋里就坐满了人，先是由梁惠珍带着大家唱诗歌。农村的人大多不识字，更不识谱，全靠梁惠珍一句一句地反复教唱。唱完诗歌后，就由袁相忱讲道。有时是他带领大家一起查经。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乡亲们都很爱来这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小屋，爱逗袁相忱的一双小儿女玩。有时候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也都来请教袁相忱，而袁相忱夫妇不论事情大小，乡亲们随叫随到，只要能帮得上忙的，他们总是毫不推辞。梁惠珍还义务教乡间的妇女们认字，读圣经。乡亲们总是夸梁惠珍贤惠能干，每逢这时，梁惠珍却说：“我其实什么都不会干，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教会我很多生活上的学问。”

　　梁惠珍说的是实话，这个在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娇小姐，此刻已在农村磨炼成一个非常能干的妇女。生完女儿后的第三天，因袁相忱外出传道，她就下地自己烧火煮饭。像河北南部的每个妇女一样，粱惠珍每天清晨五点就下地，在高粱地里摘高粱叶子，也就是将高粱最外边的那一层叶子剥下来，晾干，再用来烧火做饭或取暖。娇小的梁惠珍要踮着脚才能够得着高粱的上部，她伸手把高粱叶子从顶上直剥到根部，再扯下来放在地上，接着又去摘另外一棵高粱。摘好后，还要把叶子搬到田埂上，捆成捆。太阳出来的时候，再把这些叶子都背回家里，摊开来晒在地上。高梁地离她所住的地方足有五里路，她每天都要来回走几趟，并且还背着湿的高梁叶子，因为这些高梁叶子就是他们全家烧火用的，做饭用它，取暖也用它。在那片远远高过梁惠珍头顶的高梁地里，她用自己一双娇嫩的手，担负起了生活的担子。早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头发，沾湿了她的衣服。从地里出来时，梁惠珍已不是那个玉指纤纤的女孩子了，而是一个被露水沾得像是从水池子里捞出来的标准的农家女人。她在这片土地上锻炼着、成长着，不论是在灵性上，还是在生活上，这一时期她都有了一个大飞跃。也是由于那一段时间过度地劳累，梁惠珍背负了远超过她身体所能承受的一切，她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尤其是因为长期用肩扛那些又湿又重的高粱叶子，致使右肩变形，日积月累更进一步地形成了轻微的驼背。

　　一九四二年秋，袁相忱收到母亲写来的一封快信，信中说父亲因患肺病，己经病危，要袁相忱全家速回。袁相忱接到信后，就与梁惠珍商定：夫妇二人立即带上女儿安湖返回北京探望父亲，儿子福音则留在农村由邻居照管。这样决定一是因为袁禹庭见过了孙子福音，但还未见过孙女安湖，让老人见一见，也了却一桩心愿；二是因为袁相忱觉得父亲年纪还轻，才刚五十，说不定能好转起来，他们就可以速去速回，不用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走来走去了。于是他们天妇俩就带着安湖回到北京。

　　袁禹庭因长年嗜酒，且生活不规律，对身体损耗很大，虽刚过五十，但肺病却很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对肺病没有好的医疗方法，所以袁相忱回来时，袁禹庭已经是走到了生命最后关头的病人了。医生只嘱咐家人好好照顾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言外之意就是已经没什么好办法治疗他了。袁禹庭见到孙女安湖，很得安慰，看到儿子如今是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也就放了心。此时他已不能多讲话，儿子媳妇向他传福音，他就点点头。袁相忱回家一个多月后，河北农村的教会又来信，催他回去工作。他与父母及妻子商量后，决定留下妻子和女儿陪父母，自己一个人先回去，把那边的工作安排一下再回来。没想到袁相忱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面。他走后没几天，父亲就病故，儿媳梁惠珍在病塌前殷勤服侍，直到袁禹庭去世前，她仍不忘向他传福音。埋葬完公公后，梁惠珍又立即带着女儿回到河北农村，与丈夫继续在农村服事。

　　袁相忱在农村的聚会点越来越多了。他从最初在北散湖村的小房间里苦苦耕耘开始，逐渐地恢复了广平、卫县等原有的家庭聚会点，更是与弟兄姊妹详细交通。不久，各县农村的小聚会点就零星地建立起来了，袁相忱就去各聚会点带领聚会。尚家父子是他那一时期最好的同工，他常与尚志荣一起骑着车在乡间往返布道。当时正是日本占领时期，袁相忱一向对政治毫无热忱，他只知道他的工作是传福音，只要环境许可，他就不停止工作。有许多人劝他：现在世道这么乱，农村又这么苦，你还不如回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安安稳稳过日子，工作之余再事奉，不也挺好吗？袁相忱回答说：“我这个人，只适合做传福音的差事，世道乱，更要赶快把福音传开。我是传福音的，只对传福音感兴趣。”

　　他在路上的时候，屡次被日本兵拦截，但都蒙神的保守。日本人知道他们是传福音的之后，就把他们放走。那时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出来活动。袁相忱与尚志荣在外出的时候，身上同时会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的两种钱票，因为如果碰上日本人，你身上只有八路军票，他就以为你是八路军，会引来很多麻烦，对福音工作不利。若是只带日票，碰上八路军时，又会被误认为是汉奸，同样不好。所以他们身上都带着两种钱，各有不同的用处。但不论碰见谁，他们都会坦言：“我们是传福音的。”

　　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被刁难。

　　一次他和尚志荣两个人正在乡间走着，忽然就听到前面传来枪声，他俩连忙跳下自行车，一边往前走，一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扔出去，因为不知道前面来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该拿什么钱，所以索性把钱都扔掉，免得麻烦。走近了一看，才知道是八路军，真是虚惊一场。八路军对他们非常好，知道他们把钱都扔掉时，很同情他们，就请他们到山上的营部烤火，又请他们一起吃早饭。他们看到当时八路军的生活非常艰苦，早上吃的也是小米粥。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听到士兵叫他郭司令，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吃过早饭，郭司令还派人护送他们下山，嘱咐他们在路上要多加小心。

　　自从袁相忱从城安县东关的教堂搬到北散湖村后，他就很少再进城。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城门都由日本人把守，进城时要向日本人鞠躬；袁相忱不乐意，所以搬出来后除了福音工作上非去不可的事，他一般绝不进城。第二个原因是袁相忱来往信件较多。一次他去县城里的邮电局取信时，一个在邮局中工作的信徒很紧张地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今天在您的信中发现了八路军的抗日传单。幸好是我看到了，要是被别人发现了，告诉日本人，这可是很严重的大事情。”袁相忱接过信一看，里边有一大叠抗日传单，看看落款和邮出地址，根本不认识，但信封上的收信人名字确实是他的。在邮局工作的那位弟兄对他说：“这几天日本人查抗日传单办得很紧，你最好不要来了，免得惹麻烦，耽误神的工作。以后有你的信，我想办法托人带过去。”袁相忱一听，觉得有道理，所以此后就很少进城。当然，袁相忱不进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闲暇。他实在太忙了！农村的信徒由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看不懂书，所以在真理上需要更多的喂养，需要传道人在口头的传播工作中付出更多的辛劳。袁相忱就在乡间不同的聚会点中跑来跑去，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使得他一个月中有二十天的时间是花在跑路上，家中的事就全交给粱惠珍料理了。

　　一九四四年，袁相忱在卫县北皋村所建立的聚会点，人数越来越多了。信徒们没有什么文化，却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每次袁相忱在北皋一住就是几天，走的时候信徒们都依依不舍地嘱咐他：下次来的时候多呆几天，我们还有许多问题要问呢。袁相忱每次从聚会的地方回来，都会满怀感恩之情地对神说：“神啊，农村才是最好的神学院啊！信徒们的火热常使我觉得对你是多么地亏欠。”

　　最后因卫县的工作渐渐成了袁相忱服事的主要内容，又有卫县的弟兄姐妹们热心为他们预备了住的地方，袁相忱全家就于一九四四年秋搬到卫县的北皋村。他的第三个孩子袁福声就是在北皋村出生的。

　　北皋村是个风景优美的小村庄，村旁有一条幽静的小河，叫漳河。每年春天，漳河水涨起来，又消下去，农民们就开始耕田犁地，撒种插秧了。袁相忱一身农民打扮，每天与弟兄姐妹们一道下田，一道收工。农田里的细活袁相忱始终干不好，他就做一些犁地的粗活。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滋味；他看到了田地里的农民是如何撒种、如何浇灌、如何培育秧苗；他看到了庄稼如何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从最初的点点绿意，一直生长成为漫山遍野的青翠。主的话不会错：

　　“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田里的庄稼熟了！耶稣对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当求那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来收庄稼。”

　　那庄稼的成长过程多么像信徒的灵命长进啊！灵程的复杂过程被主耶稣用一个如此恰当的比喻就说明了。只有创造万物的主宰才能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奥秘与关联，才能一语中的地说明万有的本质，其实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证明神自己的存在。

　　在这个偏远闭塞的小村庄里，神藉着他手所造的大自然启示他的工人，造就他的工人。树荫下、田埂上，都是最好的聚会场所，边犁地边唱诗是对神最好的赞美。在这里他与农村的信徒们真正是打成了一片：他帮农民铡草，喂牲口，还护送因病需要住院的乡亲去邢台。他像这里的每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种五毂杂粮，吃粗茶淡饭；他不再是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袁先生了，他是农民们信赖的袁弟兄，是裹脚老大娘能够和他搭得上话的“福音的爸爸”。梁惠珍也在北皋的一所学校里教书。所谓的“学校”也就是只有几个孩子的一间房子。她教孩子们认字、画画，向他们传福音。淳朴的孩子们深深地喜爱梁老师，喜欢听她唱一首又一首的赞美诗。

　　一九九六年，有北京的弟兄姐妹们去北皋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当地的老姐妹。她向他们打听，是否认识袁相忱和梁惠珍？北京去的弟兄姐妹回答说“认识”。北皋的老姐妹告诉他们：“

　　当年就是袁相忱向我们全家传的福音，我们都信了。梁老师曾经做过我的老师，她教我的诗歌我现在还记得。”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农村这片广大的禾场里，袁相忱的事奉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他得到了神所赐的异象，也顺着这异象奔跑，他找到了一条神所赐的传福音道路：不加入任何组织，不依靠任何势力，只单单地信靠神，以传福音为工作，传福音的就靠福音养生。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人生活最困苦的时期，外忧内患，民不聊生，但是神却以他的大能养活了他的工人。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缺乏。

　　在农村的这几年，因为工作繁忙，袁相忱只是在一九四二年父亲病重时回过家一次，也只是住了一个月。虽然当时父亲已病危，但为了福音工作的缘故，袁相忱又匆匆返回农村。作为独生子，他没有在父亲临终时守候在父亲身旁。父亲去世后，家中只有母亲和外婆相依为命，靠以前的积蓄过清苦的日子。不过，每逢过年过节，袁相忱就格外思念家中的亲人，更为他们至今不肯相信耶稣基督而难过。他是传道人，在外面传福音使别人的灵魂得救，可是自己的亲人却还正走向灭亡的边缘。他心中焦急，屡次写信，但母亲都没有表态，他就惟有在神面前为自己的亲人流泪祷告，求神使母亲刚硬的心回转，求神救母亲和外婆脱离假神的束缚，脱离魔鬼的捆绑。每年过年，等家人都睡后，袁相忱就独自坐在灯前，为家中的母亲和外婆彻夜流泪祷告。从他自己信主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他为家人祷告也有十三年了，但仍没有一点起色。母亲佛照拜，香照烧，麻将照打，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依旧，对儿子的不理解依旧。袁相忱对神说：

　　“主啊，你应许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我信你的应许，但我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信心渐微，我信，但是我的信心真是太小啊！求你赦免我这小信的人，并赐下你的恩典拯救我的家人。”

四、再回北京

　　神通过不同的方式拣选每个他所召的人，每个基督徒的道路都不同，蒙神恩典的时间不同，但大家的归宿却相同。基督徒的道路是一种殊途同归式的道路，是条条充满奇迹、充满恩惠的道路。神就是藉着一场奇特的病，拯救袁相忱的家人，对袁相忱的祷告作出应允。

　　一九四五年五月，袁相忱收到了一封家里的快信，是外婆亲笔写的。信中说，母亲因患水臌症，目前已卧病在床。外婆年老，妹妹年幼，家中急需要人照料，希望袁相忱全家尽快回来，以便照料生病的母亲。袁相忱接到这封信后，心中有一些疑虑，因为母亲一向反对他们在农村传福音。自父亲病逝后，她更是多次写信，找种种理由催他们回北京。这次是不是母亲又编出来一个理由，要骗他们回去呢？为了弄清楚实情，袁相忱没有马上给家里覆信，而是先给王明道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直接告诉王先生：“我家里来信，说是我母亲卧病在床，我不知道是否是实情，还是他们想让我回去，所以不好答覆。希望您能派人去我家里看一看，再写信告诉我，我好尽快做出决定。”王明道先生接到信后，立即让他教会的同工去袁相忱家中探望，看到袁相忱的母亲确实卧病在床，并且病得很重，浑身肿得非常厉害。王明道先生知道真相后，马上写信告诉袁相忱：

　　“你母亲确实病了，并且病得很重，家中确实无人料理。”

　　袁相忱接到信后，把农村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初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启程，回到北京。这是袁相忱自一九四零年夏随裴牧师去河北后第二次回来。

　　一九四五年，袁相忱的母亲与外婆住在北京猪市大街，是租的房子。袁禹庭在世时，袁家把整座院子都租下，做二房东，还有一些收入。但袁禹庭去世后，因袁相忱长年不在家，母亲与外婆两个妇道人家管一个院子不太方便，所以就不做二房东了，只是租了两间东房自己住。袁相忱全家回来，就与母亲和外婆住在一起，袁相忱一家五口住里屋，母亲与外婆住外屋。袁相忱回到家里，看到母亲躺在床上，肚子肿得高高的，原本消瘦的脸也肿得胖乎乎的，连笑一笑都显得不方便，脸色蜡黄蜡黄的，头发已脱得差不多要光了，连动一动眼珠都困难。袁相忱看到母亲这个样子，眼泪忍不住就流下来了。他安慰母亲，让她不要害怕，母亲无奈地摇摇头，表示已将不久于人世了。

　　袁相忱满腹伤心，觉得自己这几年没有好好照顾母亲，很是亏欠。当时袁相忱在农村，没有任何收入，母亲和外婆在北京也是吃老本，前些年的一些积蓄已经折腾得差不多了，要给母亲请好大夫看病，是支付不起了，并且袁相忱一贯坚持自己不吃药，相信神有医治的大能，所以他为母亲切切地祷告，求神医治母亲，更求神拯救母亲的灵魂。

　　在猪市大街离袁相忱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神召会的教堂。因为离家近，袁相忱就每天都去那里为母亲祷告。神召会的牧师看袁相忱是个陌生人，就与他交通，交通后才知道袁相忱也是自己的同行，并且在农村服事多年。当时神召会的牧师就向袁相忱约稿，希望他能为神召会的《信胜月刊》写些东西，还邀请袁相忱在星期天讲道，袁相忱答应了。他与神召会的同工们熟识后，有一个叫王哈拿的姐妹知道袁相忱的母亲生病需要祷告时，就经常上他家里与梁惠珍一起为袁母祷告。当时同仁医院有一个姓于的大夫也是主内的弟兄，他知道袁家的情况后，就主动免费为袁母做检查。凡到袁家来的弟兄姐妹，都劝袁母要相信耶稣，可袁母就是不表态。看到这种情况，袁相忱就更加恒切地为母亲祷告，求神除掉母亲刚硬的心，拯救母亲。

　　一天傍晚，袁母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忽然就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站在她床前，手里拿着一包黄色的粉末给她吃，她就吃了。过了一会，袁相忱的外婆又来叫她：“你该吃药了。”

　　袁母就回答：“妈，我不是刚刚吃过了吗？”

　　袁相忱的外婆很奇怪，就问：“谁给你吃了药？”

　　袁母回答说：“是一个穿白大褂的，我不认识的人。”

　　外婆又问：“吃的是什么药？”

　　袁母回答说：“是黄色的粉末”，并说，“我真的吃过药了，不用再吃了。”

　　说完就闭上眼睡觉。外婆很奇怪，就把这事对袁相忱说了。袁相忱想，全家人都没有送药给母亲吃，当时屋里也没有外人，这难道是异象？是神藉着这个神迹让母亲亲自体验到神的医治的大能？于是他就对外婆说：“母亲不吃药就算了。”

　　说完后他又马上回到房里祷告：“神啊，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刚才的事如果真是你施行的奇迹，就求你尽快显明你的旨意，好让我们能更好地为你作见证。”

　　果然，从第二天开始，母亲身上的肿就开始消退了。于大夫来给袁母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反复地在袁母的肚子上量来量去，最后告诉袁相忱：“你母亲的肿己比昨天好一些了。”

　　袁相忱立即高声赞美神，并对于大夫讲了头天晚上的事，于是大家又一同赞美神。从那天以后，袁母药就不吃了，但身体却一天天地好转过来。肿消了，头发又长出来了，眼睛也恢复了光泽和活力，吃东西也有胃口了，渐渐地又可以下床走路了。

　　在死亡线上打过一个趔趄的母亲，重新站在袁相忱面前时，已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了。她经历了神的大能，逢人就说：

　　　　“感谢神，我这病是神医治的！我过去老不信有神，现在神就亲自医治我，让我看到他的大能。我现在信了，再也不会去烧香念佛，拜那些假神了。”

　　　　袁相忱的外婆当时已年逾古稀，她说自己活了多少年，就拜了多久的佛，但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她看到了神在自己女儿身上所施行的大能，所以她与女儿一起砸碎偶像，开始敬拜真神。

　　袁相忱在神面前深深地饮泣，以泪水表达他难言的感恩。整整十三年了，袁相忱无数次地为自己的家人流泪向神祷告，求神拯救他们，求神拆除他与家人之间因信仰带来的隔阂，求神为他预备一个真正在神的里面合一的家庭，求神医治他们这个家庭中所有的裂痕与创伤。这是一个受过无数次重创的家庭，是一个惟有用神的爱才能弥合的空缺。这一天终于来了！回过头来再想想当初自己信主时家人的逼迫，那时袁相忱也是一百个想不通，曾无数次地间神：

　　　　“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么不理解我的父母？为什么逼迫偏偏是从家里来的？为什么让我们原本淡薄的亲情，不仅没有因我的信主而弥合，反倒如同雪上加霜？”

　　　　现在他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家庭的逼迫是神许可的试炼，为的是要成就神对他无比的祝福，也要成就神对这个家庭的无比的祝福。

　　神啊，你给予你的儿女的都是爱。

　　从一九四五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冬天，袁相忱就是藉着星期天讲道及平时做一些兼职的翻译工作，维持着他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日子虽然紧了些，但心灵重却很快乐。袁相忱自己信主十三年后，才第一次可以在自己家中有一个所有家庭成员都参加的崇拜。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啊！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起来，袁相忱又有了新的计划：过一段时间，等母亲身体稳定后，他还是要去农村传福音，并且要带着母亲和外婆一起去。

　　一天，在神召会教堂祷告结束后，一个叫冉约翰的丹麦籍年轻人来找袁相忱。冉约翰的父亲是神召会的传道人，早年来华传道，冉约翰就出生在中国，所以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与GC党的争战再次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美国成立了军事调停委员会，总部设在北京协和医院，专门调停两党之间的矛盾。英语、中文皆精通的冉约翰就在军调部任翻译。当时中国被日本占领八年，年轻一代学的都是日语；现在日本投降了，英语人才的需求量大了，但会英语的人却不多。冉约翰听过袁相忱几次讲道，对他印象很好；又听说袁相忱的英语相当不错，而生活又比较紧张，于是就来问袁相忱，愿不愿意去军调部当翻译？若愿意的话，他可以举荐，因为军调部急缺中英文翻译，并且待遇非常优厚。袁相忱回答他说：“

　　　　我是传福音的，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不会再考虑做其它全职的属世的工作。”

　　冉约翰听了后，很钦佩袁相忱的信心，就问他：“你愿意在不妨碍传福音的同时，做一些兼职工作以维持生活吗？”

　　袁相忱说，“可以考虑。”

　　冉约翰就告诉他，东四有一个原属美国人的华语学校，日美开战后，被日本人占用，现在日本投降了，这个学校也应还给美国人。但目前美国人还没有精力接手管理，所以冉约翰就以第三国的身份，把这座大楼先接手过来，把它改装成一个旅馆兼饭店，专门接待外国人。有许多从山东潍县集中营出来的美国人，都要来北京办事、买东西或等飞机回国，就住在这个饭店里，所以生意还可以。冉约翰自己在军调部工作，没时间去打理饭店的生意，想找个可靠的人去帮他打理。袁相忱想了想，回答他：

　　　　“我可以去，但每天只能去半天，因为我下午还要出来传福音，有时还要讲道，带领聚会。”

　　冉约翰听了很高兴，就说：“去半天也可以，你就帮我收钱吧。有客人住后，你就登记一下，收一下钱；没客人的时候，你就可以灵修。”

　　　　于是两个人都挺满意，就算谈妥了。第二天，袁相忱就去了饭店上班，边工作边灵修，有时还整理一些属灵的文章。

　　一九四五年深秋的一天，袁相忱正坐在那里看一份属灵刊物，有一位客人来住店。这位客人是挪威籍的牧师，中文名字叫苏朝生，属挪威神召会。他在河北新保安一带传道，此次专程来北京是为医治牙疾。袁相忱为他安排了房间，收了钱，又让服务员带苏牧师去休息。以后几天，苏牧师出去看病，进进出出都与袁相忱相互问候，但并无深谈。

　　　　约一个星期后，苏牧师下楼来找袁相忱，用中文问他：“你是基督徒吗？”

　　袁相忱回答说“是”，并问苏牧师：“你怎么知道的？”

　　苏牧师说：“我看到你的桌子上有英文圣经，还有一些属灵刊物，有时还看到你在读圣经。”

　　苏牧师还作了一个翻书的动作，逗得袁相忱笑了。就这样，他们二人就算是在主里又认识了一回。

　　有一天，苏牧师把袁相忱请到他的房间，问他：“你识不识五线谱？”

　　袁相忱说“识”，苏牧师就告诉袁相忱，他听别人唱过“耶稣家庭”出版的一本诗歌集，很喜欢其中的歌，可是因为那些歌谱是用简谱标识的，而他又不认识简谱，所以想学着唱一唱都没办法。

　　　　他又接着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帮我把简谱翻译成五线谱？”

　　袁相忱说，“可以啊！你把诗歌本给我，我有空的时候就帮你译一下。”

　　于是苏牧师就把诗歌本交给袁相忱，让他帮忙译成五线谱。

　　从那以后，袁相忱与苏牧师就逐渐熟悉起来，大家在交通中了解了对方的信仰及工作情况。当苏牧师得知袁相忱在河北农村工作过五年时，相仿的经历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一同畅谈工作中的得失感受，也更多地提到了如何在现在的情况下，更好地开展工作的一些想法。袁相忱帮苏牧师译的第一个五线谱曲子是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天下午，苏牧师又与袁相忱交通，交通时他说自己有感动要在北京开展工作，问袁相忱有什么想法？袁相忱说：

　　　　“北京已经有很多传道人，这里不需要我们了。我这次回来是因为母亲生病，我将来还是要回农村去。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但农村的教会太少，传道人也少。我的呼召是在农村，农村生活虽然苦，但做神的工作却是甘甜的。等过一段时间我母亲的身体稳定以后，局势稍微好转一些，我就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