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耶一4-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 （加一15-17）

是不是所有被神使用为祂传话的人都是神从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敢回答。但这里有一位先知和一位使徒确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的。耶利米听见神这样告诉他，保罗清楚的晓得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想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便知道神拣选耶利米不但是指他在母腹中的时候，而且是在他尚未成胎以前。神这样重看祂的先知，设立祂的先知，差遣祂的先知，作神的先知是何等荣耀，何等有福的事啊！

正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先知，所以他才那样勇敢刚强，把神要他讲的话都放胆讲了出来，威吓胁迫都不足使他畏惧退缩；他不怕众百姓，也不怕民中的首领和祭司，甚至不怕犹太的君王。也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那样「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忙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作使徒的。」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能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我若仍旧讨的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10）。虽然我不敢说神的工人是否都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我却敢说神的工人都必须先受神的差遣，以后才能为神作工。因为我看见经上的话明明的说，『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十14-15）

耶利米和保罗都知道神把他们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回想这半生的经过，也清楚晓得我今天作神的仆人不但清清楚楚的奉了神的差遣，而且神也曾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越回想这四十几年的经过，越知道这件事是真确无疑的。我从年幼身体就很软弱，很少有一年不患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少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从小到十八岁，极重的病生过四五次。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极重的痢疾，在伦敦会的医院住了一些日子。最后医生告诉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主张立时把我接回家去。她们的意思是说，既不能好，就让我死在家里，绝不让我死在医院里。我还模糊记得外祖母抱着我坐轿车回家的情形。说也希奇，回到家中以后竟慢慢好转过来。八九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起初是头的半部肿了起来，以后越肿越大，一直到皮都肿得发亮，难过极了。去过几次医院，医生竟束手无策，最后他们留我住医院。母亲本不愿意她的孩子住医院，但因为没有办法，只得依从医生的话，陪着我住在医院中。虽然住了医院，病势仍不见转好。大家都惧怕起来。母亲特别怕这个病会害了我的性命。说也希奇，有一天忽然从一边的耳朵里流出大量的脓来，从那时候肿就渐渐的消失，病就渐渐的转好，再过了些日子就出院回了家。十五岁的时候又患了一次大病，多日不能吃东西，发极高的热，有几天发热到不省人事。母亲并没有医学常识，也不知道该作什么，只是看守着我。说也希奇，病就那样重起来，后来也就那样好起来。十八岁那年所患的病更严重了，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行了奇事，保全了我的性命。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神奇妙的保守，那几次病中的任何一次也可以使我丧了性命。何况我自幼家境贫寒，营养不足，每次患病的时候母亲除了焦急以外，什么医药护理的常识都没有呢！以我那样软弱的体格，处那样贫困的家境，再患了那样严重的疾病，若不是有神特别的选召和保守，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今天。」

若看我幼年的时候身体那样软弱多病，绝不信我能担当今日那样繁重的工作。许多人看我常常每日讲道两次，每次连领诗带讲道总在两个小时左右，而且能接连十天半月，绝不会料到我在幼年是那样软弱多病的。连我白己也惊奇我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精神和力气。这只能承认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选召和使命。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神特别的恩赐，就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我国的北部到南部，东部到西部，无论怎样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水土，不同的饮食，我的体健都不受什么影响。我曾在严冬到过零度下三四十度的东北北部，我也曾在盛暑到过天气最热的闽粤。我能吃北方的面粉，我也能吃南方的大米，我还能吃关外的高梁米饭。我喜欢吃中餐，我也吃得惯西餐。软水和硬水，淡水和咸水，都不影响我的肠胃。至於旅行的时候，除了乘船航海、遇见风浪的时候我感觉晕船以外，共他别的交通工具我都不感觉什么不便。许多人一到外乡就不服水土。还有许多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许多南方人吃不惯面粉与杂粮。又有许多人视舟车旅行为畏途。许多人新换地方睡不好觉。如果我有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样，在神的工作上就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

神使我生长在北京，说了满口的标准国语，也是祂特别的预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语能通行各地，为各地的人所容易听懂。这一件事与传道的工作实在有极大的关系。有些人说我口才好，他们说得不对。我并不是有口才的人。常和我在一处的人能证明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并不流利爽快，甚至有时还有少许的口吃。我最不会为人排难解纷。如果教我去作这种事，我会因着我所说的不适宜的话使他们的纠纷更加扩大。我平常说话除了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以外，别的并没有什么特长，惟独到了讲道的时候，就如同改换了一副唇舌一般。我在这件事上明白恩赐和口才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恩赐当然也是随着神的选召而来的。

我不是一个长於文学的人，诗、词、歌、赋，我一种也没有学过，一种也不会作。神却使我能用浅近的文字把祂的道证明出来。许多人常说到「腹稿」。意思是没有下笔写文稿以先，在心中已经起了一篇稿子。我从来不会起「腹稿」。只是在心有所感的时候拿起笔来写下去，随写意思就随着出来。我讲道也是如此。我很少在讲道以前用几小时坐在那里，翻开几本书，拿着一枝笔、一个本子，预备一篇讲章，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到讲台上去讲。我讲道的时候常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我并不是故意自谦，我说的是真话，如果神把祂给我的恩赐拿去，我立时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

再说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污浊，所接触的人是那样卑鄙邪荡，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寡母那样放任宠爱，无论是谁，也不会不成为一个坏到极处的人。（这些事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说过不少了。）神竟行奇妙的事，把我从罪恶的深坑里救拔出来，用祂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藉祂的灵重生了我，使我成了祂的一个儿子，又选召我，使我为祂作工，并且立我作今日世界上和教会中的一个守望的人，吩咐我为祂的福音劳苦，为祂的真理作战，把祂的真道证明出来。想到这一切，真使我不能对祂的选召有丝毫的怀疑，也不敢在祂的面前有少许的怠惰。

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十五岁那一年。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抱着极高的志愿，想要作一个大的政治家。当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在校院中散步谈话。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作什么事业?我那时年岁很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将来走到哪里就算那里。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为学莫先於立志」， 「有志者事竟成」。他既勉励我立志，我当然要听从，於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我的朋友教导我敬畏神，也引领我信耶稣，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和来生的应许，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定意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作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作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作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

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作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作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的时代作过店伙，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作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像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像片，把它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作大政治家的目的。

我开始立志要作政治家是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事。第二年的前半年间，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要我为祂作传道的工作。这种呼召一临到，立时招来我的反抗。我想我既要作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心愿，去作传道的事工，那真无异乎下乔木而入幽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道，就是我看见大多数的传道人都是一些不成材的人。有些给西人教官话的先生，教了几年华语，渐渐就传了道。还有给外国传道人作饭的，打杂的，洗衣服的，看堂的，因为常听道，学会念几段圣经，唱几首赞美诗，讲几句半通不通的道理，慢慢也传了道。又有些在教会学校中读书，三年留两次级的学生，学医不成，入师范也够不上，只好入学道院读两年圣经，以后到教会里传道。我自视并不是这种不成材的学生。我从入学，每次考试必定名列前茅。我在高小和中学读书的那几年，常是藉着得奖金读书，母亲只给我一些钱买书和零用就行了。我想以我这种天资明敏可成大器的人才，去作传道的工作，岂不是大材小用么?使我与那些我所鄙视的人并列，实在是我所不甘心的事。因为有了这种种的思想，我便坚决的拒绝神的呼召。

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很热心信主的青年。我每日早晨起来以后，和晚间就睡以前，必定祷告。我每日至少必定读一次圣经。就是在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我也不间断祈祷和读经的功夫。我参加礼拜堂中的每一个聚会。那时候教会的学校都是强迫学生赴礼拜堂聚会。所以学校开学的时候，每次聚会，礼拜堂中大多数的位子都是坐了学生。但一到暑假和寒假，学生们都像雀鸟逃出樊笼一样，谁也不肯再到礼拜堂中来聚会。因此礼拜堂中的位子一到假期大多数便都空闲了起来。我却在暑假、寒假中照样参加礼拜堂中所有的聚会，并且是「风雨无阻」。虽然我在每次聚会中并不能得着多少好处，但我认为一个好基督徒绝不可不参加礼拜堂中的聚会。我也参加本校学生青年会的聚会和工作。那时我在学校中可称是最热心的基督徒。可是越热心，我里面越清楚听见神的呼召，祂一定要我去为祂传道，我却坚决的推辞。那时我向神祷告说，如果神有一百条命令，九十九条我都愿意遵行，只有这一条我实在无法顺从。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去作那被人轻看的传道工作，无论如何我是不能顺从的。

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的春季，三年多的时间我和神相争。神一定呼召我事奉祂，我坚决要作大政治家。这种战争使我心中痛苦得不能形容。我不让步，神更不让步。有些时候我不思想我的前途，心中便得着暂时的平安。但每一想起来，心中便发生极大的战斗。一次在校中有几天特别的讲道，一位热心的传道人讲到青年基督徒应当立志传道。我是最喜欢聚会的学生，那一次我却惧怕起来。只因为那时候全校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聚会，又因为我是校中最热心的学生，也绝不能不去参加。如果不是这样，我真要想法子逃席了。两三次的讲道使我心中的战争又剧烈起来。那三年多的时期中，心中经过了许多次剧烈的战争，苦痛得不能形容。

十八岁的夏季我应当从中学毕业。（那时还是旧制的中学，一共四年。）我想入大学的时候必须选择所要学的科目。我再不能迟延。我必须决定我的前途。因此在那年的春天，我决定仍照我几年来所抱的志愿，准备作政治家。我预备从中学毕业后入大学攻读政治。我服膺「人定胜天」那一句话。我认定只要我决志作大政治家，便一定能作到。我用我一向倔强的作风来对付神。我作了一件「以卵击石」的愚事。

那年（1918）3月中旬生了一次大病。先是身体乏力，头觉晕眩，后来发热卧床，不思饮食。这场病经过一个多月才好起来。5月7日病痊返回学校。20日又患病，勉强支持了两三天，后来再不能支持，便在23日再回家养病。病情是一日比一日沉重。但因为争取虚荣的缘故，抱病参加6月3日至7日的直晋两省教会中学联合考试。那时已经卧病十几日之久，实在连起床都办不到，却冒着性命的危险，从东城家中乘人力车到西城校中去赴考。五天的考试，只考了两天便再不能起床，病也因此更加严重起来。当我的病最严重的时候，我的心恐惧起来。我恐怕我的病再不能痊愈。我怕死，但我那时离死期已经不远。我恐惧，我失望。我懊悔不应当抗拒神的呼召。我想作大政治家的野心到这时候不得不放弃了。我知道我抗拒不了神。我明白「人定胜天」是一句狂人的妄语。我那时在万分痛苦与绝望中向神发出无声的祷告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那时我的病已经严重到极点，吃了许多药都丝毫没有效用。一位伦敦会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姐姐说我的病已经没有盼望了。不料神行了大事，当我那无声的祷告达到祂耳中的时候，祂很奇妙的医治了我的沉疴。神藉着这两次的大病征服了我，消灭了我作政治家的野心。到6月下旬，病好了起来。6月27日学校开毕业会。校方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优良，允许我和别人一样毕业。中学四年的学业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大病方痊，身体非常的软弱。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劝我好好休息一年。但我不愿意慢了学业，坚决继续读书，因此在9月中旬便继续着入了学。

当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北京一带只有两个教会立的大学，一个是北通县的协和大学，另一个是北京城内的汇文大学。汇文是美以美会单独设立的，协和却是长老会、公理会、伦敦会几个公会合办的。我是伦敦会的学生，从萃文中学毕业以后，应当升入协和大学。可是正在那年的秋季，几个教会已经决定开始把两个大学合办，地址不在通县，却在北京。通县协和大学的旧址改为璐河中学。那时中学是四年制，大学部是六年制。一二两年称为预科，三年至六年称为本科。我从中学毕业，当然是先入预科。

新的大学成立了，本科校址在东城盔甲厂，预科就在原来的汇文校址。最奇特的事就是新的大学英文名字叫作Peking University，（汇文大学原来的英文名字，）中文的名字尚未定出，半年多之久就没有校名。预科既在汇文校址，而且与美以美会的汇文中学在一处，美以美会便把两班预科的学生都算作汇文学校的学生。我们协和的预科生当然不甘心被人唤作汇文的学生。我们便声述我们并不是汇文的学生，乃是新合办的大学的学生。

1919年的2月间，协和与汇文两校的学生为校名大起争执。汇文的学生坚持用汇文大学的名称。协和的学生认为两校是合办性质，并不是协和合并在汇文里面，绝对不能承认汇文这个校名。到4月11日，我听说决定将两个名称并用，称为「协和汇文大学」。不料几天以后汇文方面又生波折。5月8日我们听说汇文的学生结队抬了「汇文大学校」的匾去挂在本科的校门上面，因此协和的校友那天晚间在东城青年会开同学会，到有协和的肄业生与毕业生多人，大家的主张极不一致。我那时是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班次最低，年岁也最幼，却发言到四五次之多。那天的会议中，毕业的校友多主张让步息争，容汇文的学生暂时悬挂几十日汇文的匾额，到暑假时再斟酌适宜的新名，结果到底通过了这项决议。

大学既悬了汇文大学的匾，汇文中学便改称崇文学校，而且把我们一、二、两年级预科的学生都算在崇文学校里面。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学生们提倡抵制日货，维持国货。5月12日，学校的早礼拜完毕的时候，崇文学校国货维持会选举职员。我们协和方面的几十个学生当时不能走出，便坐在讲堂里看他们的举动。不料我们中间有一个同学被选，他竟不敢推辞，我当时便鄙视他胆怯。接着我也被选了。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便立时站起来说，「我不是崇文学校的学生，我是在这里寄读的。你们没有权柄选我作崇文学校的职员。」当时惹起崇文学校学生的忿怒，会毕以后他们便辱骂我，攻击我。我决定无论遭遇什么窘迫危害，绝不能屈服在强权之下。不料我这种忠诚不仅触犯了崇文的学生，就连协和方面的校友也有许多人认为我多事，对我表示不满意。我当时竟弄得腹背受敌。但我定意无论如何绝不妥协。我宁可退学，也绝不向若强权低头。我定意坚决反抗这种不合理的举动。当日下午我往西城见我母校（萃文）的金校长请求他替我筹划。十四日我再偕同两位萃文的同学往见金校长讯问。他告诉我们说要等到下星期一董事部决定。我们只好回去再忍耐些时候。

5月19日，各校为国事开始罢课。那一学期就没有再上课。6月3日学校提前放了暑假，我们也就都离校返家。二日得着消息说，协和方面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秋季将转到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我心中作难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母亲和我且是相依为命。那些年在北京上学，住校的时候最少每周必须回家一次。母亲需要常看见我，我也需要常看见母亲。如果到济南去，最少需要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母亲不能离开我这样久，我也不能这样久离开母亲。特别是母亲那些时候身体不好，前一年的秋季有好几次患病。还记得前一年（1918）的9月30日是一个星期一，那时校中每星期一放半日的假，住校的学生可以自由外出。我在午间十二时半由校回家，才到家门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及至进门以后看见母亲病趴在床上。我当时心中难过极了，急忙打电话请姐姐回家。因为按校规我当日晚间必须回校，只得请姐姐在家住一夜服侍母亲。次日正值孔子诞辰，学校放假一日，我便回家侍候母亲。到晚间因为姐姐已经回校，我也必须返校，但又不能把患病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左右为难，急得哭泣，很久，挨到八时半方才返校，并且告诉母亲，无论如何明日必定回家看视。次日身体虽在课室里，心即回到家中，一直思想不知母亲的病到了什么地步。别的同学听讲功课，我却低着头哭泣。后来向学校当局请假，请求许可我每日下课以后回家服侍母亲。校方很慷慨的给了我四天的假。我真如同奉到恩赦一般，一下课便急忙奔回家中。接连着几日，每天下课便回家服侍母亲。我四日的假满了，母亲的病也好了。不料又过了几天，母亲和姐姐都患了病。一家只我们母子三人，我如何能安下心去在校读书。但再告假回家，又觉得实在不好再开口。勉强忍到晚饭的时候，实在不能再忍下去。这时不但请假没有把握能否得到允许，并且也没有地方去请假。在万分无奈的时候，竟大着胆于私自走出了校门，回到家中，去服侍母亲和姐姐。我从悔改信主以后，从来不肯犯一次校规，那几天竟接连着有三次下午私自出校，直到母亲和姐姐都痊愈了。不料因为那些时候心中焦急，身体疲劳，吃不饱，睡不安，每日以泪洗面，心身都受了打击，到母亲和姐姐都好了以后，不满三天，我又病倒了十几天之久，请假回到家中调养。那时候母亲再服侍我。母亲既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母亲。我如何能到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呢?

六月至八月间度过了极辛酸的几十天。这时候大学本科的门前已经挂起了「燕京大学」的匾额。我想越过预科二年，考入本科一年级。我去讯问我母校的金校长，可否许我考试一下。金校长嘱我去见本科的科长，同他商量。不料我去了许多次，始终见不着科长一面。写了信去，也得不到片言只字的答复。我那时候已经不敢希望能得到许可，我只希望科长给我一个回答，说一个「可」或「不可」，好使我死了心。不料竟连一两个字的回答都得不到。我苦痛，我激忿。我没有料到远涉重洋奉基督的名来服役中国教会的西国宣教士竟这样对待一个渴望上进的青年基督徒学生！

考入本科的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到遥远的济南去，又不忍得离开母亲。我本不舍得耽误一年的光阴，不料现在入学的事情已经完全绝了望。这时候我苦痛得想要求死。我几乎得了精神病。在8月20日那天我在日记中写了一篇悲叹的话：

「怀志不遇，屈原有离骚之赋；积郁莫明，阮籍为穷途之哭。志者不遇，百世恒同；事与愿违，古今何异。予学昧蹲鸱，才同芥骆；自问何幸，竟获睹人生真际；匪敢自饰，亦略窥圣贤门径。艰阻困厄，沧桑数历，险诈奇幻，世变饱经。每自顾昂藏七尺，辄不忘万里鹏程。 帝恩隆眷，幸未陨越；魔诱屡至，岂敢或忽。方期猛进长趋，遽料阻难横起；正欲努力奋斗，何意逆境中阻。只身难跨二舟，去取讵能两顾?踌躇三月，徘徊九旬。既不能伤亲心，又实难舍前路。孰轻?孰重?何去?何从?终则取难舍易，遂至履险去夷；势既由不获已，情又何求人知。境可悲矣！心更痛哉！而今而后，如我何人?悠悠苍天惟独叹！自策自励，匿述销声；孜孜潜进以待时。洒泪独泣，望九天霾云变色！．抚衷自痛，悲一身良遇皆失！壮志难驯，贾生徒殁；苦心不显，屈子竟沉！奈何天里，胡竟绝夫有志者？无情世上，悲境偏逢苦心人！抚今思昔，怆然欲绝！瞻前顾后，抑郁兴悲！呜呼！已矣！苦衷人不意今逢厄运！噫嘻！悲哉！黑云中何日重睹光明?往事勿计，来日何堪?郁郁往迹何意竟成今日之恨?茫茫前路，敢云不效穷途之哭！甘耶?苦耶?匪余敢计；成乎?败乎?任其所之竭思尽虑，以求余力之所至；引领宁望，惟希 帝旨之云成。」（1919年8月20日日记）。

　 感谢神，在最黑暗痛苦的时日当中，祂用祂的话安慰了我。22日早晨读经得着经训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罗十四8）23日早晨读经得着神的应许说，「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赛五十四8）「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五十四10）。

入学的门是关闭了，只好暂时找一点事作，以后再等候机会升学。按我的本领和名誉说来，是不愁找不到事作的。（那时认识我的人大多数都看重我）。说来也希奇，无论怎样托人，竟找不着一个位置。转瞬已经到了8月底，前途竟看不见一点曙光，我悲哀，我失望。我痛苦到了极点。8月26日晚间，我到我的朋友家中去。（这位就是起初领我信主的朋友）。他劝我不要这样难过，又劝我出外换换环境，到通县去游玩两日，因为那时直晋两省基督教教育会正在那里开会，在那里可以会到不少熟识的人。我因为既不能入学，又找不到事作，觉得不愿意见人，所以就不想去。但他竭力劝我去一次，我就答应了，便在次日往通县去，只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半。他们次日下午散会，我也和大家一同返回北京。不料因着这一日半的游玩，竟得到一条出路。事实的经过是这样!：

我在通县的时候，一位相识三四年的朋友听说我还没有找到事作，便替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地址是在离北京约三百里路的保定，工作是教初等小学学生，待遇是每月薪金十二圆，未结婚的人却只能领八成，就是九圆六角。我当时因为这个工作各方面都对我不适宜，因此便推却了。但那位朋友对我说，「你不如考虑一下，再作答复。今天是28日。他们可以等你到月底。最晚请你在31日给他们一个答复。」我允诺下来，但我考虑了几天，始终认为这个工作无法接受。我既不能到一千里以外的济南去读书，又如何能到三百里以外的保定去教读呢?教初等小学也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尽义务帮忙教过萃文初等小学的学生。如今我是一个读过一年大学的学生，且是一个成绩优良、心怀壮志、想作大事业的青年，如何能低头到这种地步，去教初等小学呢?第三，他们的待遇也实在苦得很，十二圆钱还要打八折。九圆六角钱可够作什么用的呢?如果我去，至少我必须每月回一次家看看母亲，一次往返的路费需用四圆钱，每月的饭食也需用四圆钱，下余的一圆六角钱，只够理发、洗浴、买块肥皂、寄几封信的用途。不用说不能有一点积蓄，就连买几本书、做一件衣服的钱都没有，这比留在自己家里实在强不了多少。我无论怎样考虑，也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工作，因此我在8月31日的晚间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去，然后拿着这封信到街上去付邮。

当我走到街上信筒旁边把信送到信筒的入口处，信的大半已塞入筒口中，但还未曾撒手的时候，我藉着路旁的灯光看了一下信筒上的收信时刻，我看见上面的字写着说，「下次再开，上午七点。」我心中想道，「应许人至晚31日答复，不料到底这封信在31日未曾赶上邮班。日期是已经误了，与其让它在邮筒里放一整夜，不如先把它拿到家中去，明晨再送。」想到这里，我便把这封一大半已经塞入信筒口中的信又抽了回来，无精打彩的走回家去。那一夜愁苦叹息。自己心里思想道，「我的境遇怎么竟这样不幸呢?入学的门关闭了，想找事又找不到。好容易遇到这仅有的一个机会，又是这样各方面都不适宜。神这样待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次日早晨我的心意忽然转变过来。我定意走这一条我所不愿意走的路。我想，到保定去总比困处在家中还好一些。我撕了昨晚所写的信，另外写了一封信寄到保定去，接受他们的邀请。

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起身以前，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我自然也哭了。午间到了保定，下了火车，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看见那小的院落、小的房屋、乡间装束的小学生，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我感觉无限的凄凉。我见了校长以后，他告诉我说，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所以中一是全校中最高的一班。此外他也对我破格优待，薪金不打八折，却十足的付给我十二圆钱。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便以道勉励学生。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

「生平之志，助人向善耳。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俱表乐受之意。使予而能导此数十青年，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余之此行不虚矣。」（1919年9月12日日记）

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阅读谢庐隐（洪赉）先生传略，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我看到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如何训导学生，关心学生，又如何与学生交往，以德行感化学生，心中就想到如果我有一天作了教员，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榜样。及至我在保定任了教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在课堂里、在私人谈话中，常常以敬神作人的大道教导学生。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只是教导学生敬神、爱人、立志、进德而已。虽然那样，因为我是出於诚意和热心，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后来我觉得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使那些愿意听道的学生自动参加，因此便和几个学生商议，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

11月12日晚8时20分，这个聚会开始了。从那时候起，除了教会或学校晚间有会、或有特别事项以外我们每晚都有聚会。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有时讲立志进德，有时讲认罪悔改，有时讲处世作人，有时讲服务牺牲，有时讲卫生保身，有时讲孝亲敬老，有时讲诚实圣洁，有时讲齐家救国，有时讲舍己爱人，有时讲贤哲格言，有时讲名人传记。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并不是我不信，乃是不清楚了解。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也知道不藉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对於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所以我也就不能讲。我信全部圣经，我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我信耶稣复活，但我却不明白祂的身体是否复活了。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听一位明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那时我也确信。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我也再没有留意。

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栽培学生。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可是在同人中间我却遭到攻击。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不干不净的话。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实在刺耳。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我却是新来的人，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污秽言语的时候，不作一声，低头吃自己的饭。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心中既不舒服，面部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於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便忿然离席而出，这更招来他们的恶感。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有这一段记载：

「星光皎洁，银河在天；院宇寂静，万籁无声。一斗室中，灯光明亮，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迫切恳挚，言之娓娓；谓欲胜污秽之罪染，最大之力源即得自圣洁之上帝。此言者盖彼诚恳叮嘱众生之一语也。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语而忿然出，故斯时心中之痛恨污秽，宛如冰不容火。校中就眠铃既鸣，彼乃徘徊院中，观各室中学生之作日记者，则嘱毕事熄灯。少顷，返彼所居之斗室中方就椅而坐，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乃启而读之，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嘱自行谨慎，爱护身体。少年反复读之，心中攸易一种感想。视时表，已将十时，乃挥笔作记。少年者谁?日记之记者也。」（1919年11月21日日记。）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实在不能再和他们一同吃饭，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我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我实行素食有一年半之久）。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每次吃饭我总请厨役为我单预备素菜。当我实在不能再听他们那些淫词妄语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们既不吃一样的饭，就没有在一处共餐的必要，不如我自己在宿舍里单吃好了。」

同人们对我起恶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嫉妒。一般作教员的只是每日教自己所当教的几门功课，对学校和学生其他的事向来是不闻不问的。校中的事都由一位主任教员管理，最大的事由校长主持。（学校那时没有校长，暂时由一位老年的西国牧师代理。）校中的秩序和清洁、学生中间的纠纷和事务，若不是那位主任教员分派别的教员作，是绝没有人肯过问的。我在那时心中火热得很，不问有没有人分派我作，只要看见有可作的事，便挺身去作。这样一来，主任教员得了一个有力的助手，当然非常高兴。但其他几位教员讥诮我，说我卖弄殷勤，讨好校长。他们自已不过问功课以外的事，也不许别人过问。我只为学校和学生设想，未曾想到招来他们的嫉妒。他们对我常和学生往来、领学生聚会，更是不免发生误会。他们不明白我愿意以道栽培学生的心意。他们以为我是要拉拢学生，建树自己的势力，因此多方攻击，肆意诬蔑，常给我一些难堪。我有时也不免因此灰心难过，但一看见学生们那样乐意受教，心中便得了安慰。

1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午饭后看见两个学生起了冲突，要去见那位主任教员。恰好他不在校，我便把他们叫到我的屋子里来，讯问是什么事情。那个小学生说，「他打了我」。那个大学生说，「他骂了我」。我让他们都坐下。我开始劝导他们，并为他们说了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那个故事曾深深感动过我）。我一面说，一面看他们的脸，发现他们实在受了感动。及至我讲完以后，请也们再说他们的事。不料那个小学生竟先站起来说，「先生，今天的事是我的错处。因为我先骂他，所以他才打了我。」那个大学生也站起来说，「先生，错处在我。无论如何，我比他大，我不应当打他。」我一看他们都认了错，便劝他们握手和好。两个人哭着吵着进到我的屋里，一小时后竟笑着说着走出去了。并且那个小学生就从那一天起，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 我因着几个月来在学生中间工作，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动。我从前渴慕作大政治家，虽然因着十八岁的重病，不得已放弃了那种野心，但我并未曾甘心接受神的呼召。这时候我却开始看见传道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我心中想，就是作一国的总统，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弃恶向善。但现今我在这些学生中间作了几个月谈道的工作，就有不少青年人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这种工作是何等有价值呢?以前几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但在教读的几个月中，心思竟渐渐转移过来，开始羡慕为神作工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愿意为神作工，就是在大学预科那一年，屡次看见教会中种种背道的事：说谎作伪、利己损人、恃强凌弱、谄富轻贫、我虞尔诈、斗角勾心。我开始发现，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在保定教书的几个月中，也看见了一些使人痛心的事。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在伦敦会的范围内，在大学预科的一年所见闻的多是美以美会中的情形，到保定教书又是在长老会里面。这时我的眼界比从前宽了不少，同时也越多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因此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愿意终身为神作工。

到了1920年的春夏之交，我的心已经完全转变过来：无条件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神的呼叫。回想在中学读书的时期，三年多之久抗拒神的呼叫；在大学预科的一年内，作政治家的野心是放弃了，但仍是不甘心完全接受神的呼召。及至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因着神在各方面所给我的训练、光照、呼声、觉悟，才整个的顺服。也就在那年夏天正式改了名字，不再叫「永盛」。而改叫「明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祂的真道。」这里的「明」字是证明的意思，不是明白的意思。这个名字虽然是我在二十岁的夏季所改的，这个心志在我里面即已经存得很久了。当我十九岁春季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日记中屡次记了这种感想，现在把它们录在下面：

「学当自不欺暗室始。慎独之功既纯，然后见道愈真，行道愈笃；入圣入贤，明道新民，基於是矣。可不勉哉！」（1919年3月21日日记）。

「世衰道微，人心日危，举世污浊；明道新民，当匪异人任。」（1919年3月21日日记）。

「我生之志向无他，惟欲明道耳。」（1919年3月28日日记）。

「明道，明道；明道之责，匪异人任。」（1919年6月13日日记）。

在那个时期还有一段感怀记在日记中：

『民德堕落，人心日下。今日世界所亟需者，一有德、有力、有志之人心改革家也。昨课英史时，闻徐师之言曰，「今日中国所急需者，一卫斯理约翰其人也，然其人为谁乎?此班内或有其人也。」吁，有其人乎?有其人乎?吾思之，吾重思之，曰，「有」。』（1919年5月11日日记）。

既决意完全接受神的呼召，便预备继续入大学读书，以后再入神学。我母校的校长英国人金修真先生，曾有一次同我提到，在他回国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也许能为我筹一笔款，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我那时兴奋极了。我计划再读四年大学，三年大学神科，再到英国去读三年神学。十年以后，我便可以作一个大牧师，作一个大布道家。哪知道神的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五十五8-9）祂看见我选择的道路不是祂要我走的。祂预备使我走一条更美的道路，就继续在我身上进行祂的美旨。6月间因为本年入学仍有问题，经过多日的祷告，决定答应烈士田学校的邀请，继续教读一年，到明年秋季再入学读书，因此当年九月八日又离京赴保。不料就在这一个学期未毕的时候，神就在我的身上作了一件奇妙的事，不但完全改变了我的道路，也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信仰与人生。这一切的经过要留在下一章再说了。

1948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