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卅二章 走向腐败的教会

到了十二世纪末年，教会开始踏入中古的晚期。前文提及修道的苦修精神，以及强烈的神秘经历追求，指出一个事实：当时信徒内心怀有一份强烈愿望，期盼信仰带给他们的不仅是外在的宗教礼仪，更是一种能够满足内心深处属灵需要的信仰。在这样的诉求下，中古晚期的教会面貌又是如何？

来到中古晚期，教会在运作上与中古前期有显著分别。中古前期的教会（这里所指的是拉丁教会），乃是在一个爱主、敬虔的罗马教会带领下，于种种困难、社会不安的局势中，继续持守着信仰热忱的教会。经过中古盛期，教宗权势持续抬升，教会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发展到晚期时，教会的面貌逐渐出现一些本质上的改变。这时的罗马教会，一方面拥有意大利的一些土地，同时也牢固地控制着欧洲大陆上一些皇室的生活，连王侯继位都必须经过教宗的批准。

教会当时已经制度化起来。制度走上轨道之后，无论是谁担任教宗，即使他对信仰缺乏热忱，制度本身仍然能够让教会继续运作下去。这为腐败留下一个破口，因为即使不怎样敬虔的人，也可以透过各种手段争取到教会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无需担心教会的运作。在这之前，一个不敬虔的人登上罗马教宗的位子，恐怕会心中忐忑不安，因为不知道要怎样领导教会，也恐怕无以服众。一旦教会制度化之后，就可以按照过去的一些传统与习惯去办事；宗教生活的要求、宗教礼仪的进行，对这些人来说不再构成威胁。这样的人如果当上教宗，教会生活肯定会出现严重的负面影响。

教皇权势末落

事实上，到中古晚期，许多教宗确实对于宗教、信仰、圣经等事缺乏热诚，漠不关心。他们千方百计坐到教宗的位子上，只为实现自己对权位、利益的野心。因为教宗这个位子，代表了当时整个欧洲的权利、声望、荣誉的最高表现。然而物极必反的道理再次发挥出来。当出任教宗的人，接二连三的都是些对宗教事务并不热忱的人，教宗原有的崇高形象，在许多人心目中就无可避免的逐步降低，因为好几任教宗的所做所为，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为自己所要扶植的人，而不是为教会的整体利益，不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为此，地方上的部分教会领袖，开始质疑教廷的作风，对教宗非常不满。当教宗不得人心，大家就会对罗马，乃至对整个教会制度产生质疑。结果使中古晚期教会的威望与影响力，持续走下坡。

与此同时，欧洲的社会面貌也出现变化。之前的欧洲社会，基本上是由众多王侯各占一方，大小王侯各占地盘的局面。经过几百年的改变之后，欧洲大陆上逐渐出现一些颇具势力的大王国。这些逐渐抬头的王国统治者，构成了对罗马教宗的威胁。教宗的所做所为如果侵犯到他们本身的利益，这些有权有势的国王们会不惜动武去压制罗马，以图保障他们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王国势力抬头的同时，各地教会对罗马的领导也诸多不满，地方上教会的领导人，就会依附这些统治着大范围的王侯们，以便按照自身的理想来处理地方上的宗教事务。因此地区上的教会势力，开始发展出与罗马中央对立的状态。

这种对立状态在中古晚期还不至于造成巨大影响，教会并没有出现分裂的现象。但是在心态方面，地方教会领袖关心的，往往是本国的需要；然而却又顾及罗马教廷的指示，以及教宗的意愿，难免因此出现矛盾。如果碰上一位真诚爱主、爱教会的教宗，此矛盾还不难解决；当教宗不得人心，这种对立就会引发冲突。虽然这个时候的欧洲教会，仍然是个统一的国际性大教会，却因地方意识以及罗马的腐败，开始出现许多问题。经过五十年、一百年、两百年，这些矛盾与问题都无法纾解与克服，终于来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各种改革的呼声与运动，就在教会走向腐败的情况下，接二连三的出现。

教会的腐败行径

这些根源久远的腐败涵盖范围颇广。其中一个影响巨大的，是圣职的公开买卖。一般上，任何职位一旦出缺，地方上的教会都会建议一些人选，最后由罗马裁定，同时地方上的统治者也会干预这些职位的委任，尤其是涉及主教级别的空缺。当不同的势力，对继任人有不同意见，几位候选人也都志在必得，竞争者就会尽量运用各种手段，力图达到目的。起初是采用馈赠礼物的方式，一旦送出的礼物越来越丰厚，这种作风就演变为用金钱去换取某个教会职位。这种作风越演越烈，经年累月下来就形成了习惯，只要付出足够的金钱，就可以取得某个神职的局面。后来甚至连大主教乃至教宗的职位，都采用这种方式操作。

这种风气的结果，是出任神职的教会领袖，很可能并不是真心服事主的人，占据教会职位的人只看到这些职位的光环与利益，只顾着运用手中所掌握的影响力。只要在某个地区成为主教或大主教，就有可能朝着教宗宝座的方向前进。教会里面的一般信徒，或许并不关心到底由谁出任主教或者大主教，他们却盼望继任者，是热爱上帝、服事教会、关心会众的人，而绝不是一个只关心权位与利益的人。圣职公开买卖带来的，是所有人对教会整个制度的怨恨与不满。

圣职买卖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负责带领教会的各区主教职位，往往由同一个神职人员兼任，就是所谓主教兼职的问题。这个发展对一般信徒而言，其影响更加难以接受。为何主教兼职会造成问题？必须了解，中古时期的百姓基本上是相当虔诚的。所有人在生老病死的历程中，都少不了教会牧者的参与。比方说，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子出生，他们会尽快将婴孩送到教会，由牧者（就是主教）施行洗礼；同样的，家中有人去世，也必定经由主教执行临终礼仪之后，才入土下葬。中古社会的每个地区，都需要圣职人员住在当地，主持这些礼仪。

当时许多主教所兼任的职位，往往不在相连的地区。如果相隔遥远，加上如寒冬或是水灾等环境因素，许多兼职多个地区的主教，根本不可能抽身往来各个牧区，无法主持这些职务，结果百姓怨声载道。比方说，孩子出生需要受洗，主教却不在牧区，也不知道何时才会出现，孩子的洗礼可能需要等上一年半载。倘若孩子等不到洗礼，就生病夭折又该如何？当时的人认为如果没有洗礼，小孩子就不能上天堂。主教的兼职造成孩子无法受洗，对当时的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严重事情。造成这种兼任情況的原因，与圣职买卖有关。一个利欲熏心的神职人员，不会甘心只在一个地方担任主教；兼任多个职位，拥有的权力就更大，日后成为大主教的可能性，也会更高。至于牧区里面的需要，这些拥有神职的人，也就只好敷衍了事。主教兼职因此带来老百姓生活上的困扰与怨恨。

除了主教兼职不得人心之外，另外一件使中古百姓不满的，是罗马教廷的花费巨大。教廷在欧洲各层面的参与越来越多，必须设立众多部门，聘用大量工作人员。教宗下设的单位，称为红衣主教团的运作，就像一个庞大帝国的内阁，分担各个部门的事务。整个架构运作所需的费用，主要来自信众的捐献，也就是今日信徒的十一奉献。当日教会为所有公民（他们都是教会的成员），按照一般情况，制定了个人十一奉献的数额，按年缴交。因为是按年、按人头缴付的金钱，在意义上其实就是一种税项。当日称这个教会主要收入为教会税。教廷就是透过教会税的征收，来维持各项事工支出的。当然，这个定额也不能调的太高，否则一般农民将会无法缴纳。当教廷的花费越来越多，教会税就不得不调高以免入不敷出。结果造成农民对偏高的教会税额颇有微言，遇到失收的年份，更是不满。如果罗马教廷处处为信徒的信仰生活着想，农民反对的声音还不至于很大。遗憾的是，中古晚期的教廷，越来越不得人心，诸如圣职买卖、主教兼职等腐败行径，民众看在眼里，心中不满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些地区的统治者往往也同情民众，有意无意地阻扰教会税的征收，结果引致诸多冲突。

此等情况让罗马教廷在经费短缺下，只能另辟蹊径以维持开支。教廷想到的筹措经费办法，是在整个欧洲大陆，全面大规模地推销赎罪券，以便短期内为教会筹到大笔资金。只是广推赎罪券，却让教会进一步失去人心，得不偿失。

赎罪券在中古早期已经出现，只是并没有大量采用、推广。背后的理论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中古时期，教会对犯错的信徒，在认罪之外往往会提出一些额外要求，以表示真诚认罪悔改的心志，以免其认罪变成空泛的口头行动而已。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发脾气，将邻居痛打一顿，这人不能够单单嘴上说悔改就了事，而应有一些具体行动，以表现其悔改是真诚的，例如教会或许建议这人去买份礼物，送给邻居以示修好之意。但是如果这位邻居已经不在，又该如何理？为了确保这些口称悔改的人，仍然能够以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其悔改意愿，便要求这人将原本购买礼物的钱，以奉献的方式送到教会来。这样的安排本来也可算是无可厚非，只是演变下来的结果，变成任何人做错了事，就应该付钱以表达其悔改的诚意。这种风气，在整个中古时期相当普遍。赎罪券就是在此风气中演变而来的。为了方便犯错悔改的人，教会印制了一些单据（就是赎罪券），上面附有教宗的签名，让犯事者按着事情的严重程度，购买这些单据，以示悔改之心。这样教会方便，对表示悔改的信徒也方便。

赎罪券制度化之后，其性质逐渐产生变化。一般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想法，认为只要付钱买赎罪券，不论犯了怎样的错、不论后果多严重，只要付得起钱买赎罪券，其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因此每当罗马需要大笔经费，如维修教堂等，就会考虑大量推销赎罪券来筹款。一旦筹款的用途不一定很正当，在教会不得人心的处境下，民间的反应就会相当强烈。赎罪固然是所有人的需要，但赎罪券的收入如果仅让教廷维持奢华的生活，信众又会作何感想呢？

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牵涉到中古晚期圣职人员的水平问题。不难想象，居高位者用心不良，他选拔的助手的心志也就不一定单纯。累积下来，整个教廷架构里的圣职人员，没有几个是真心诚意服事上帝的。许多真诚爱主的人只好进到修道院。留在教廷里面的，反倒是只讲究个人利害得失的人。这样的人又往往在道德生活上放荡不羁，唯利是图。到了中古晚期，圣职人员私生活毫不检点，甚至拥有私生子等事情，不在少数。这些人偏偏在教会里面高位权重，大家又焉能心悦诚服！

结语

到中古晚期，不满罗马教廷的声音，一再出现，大众却又往往无可奈何。教会的信仰生活就是这样逐渐走下坡。在这样荒诞的处境中，教会将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