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烽烟与面包干

本人自幼好勇，常常幻想自己是敌后情报员独行奇事，时在敌人火网追踪下匍匐前进，穿越铁丝网，勇不可当。小时候住在家乡——荷兰的韦堤，孩子们闲来没事就彼此对阵，互充假想敌，拿自己的木鞋当武器。（译者注：荷兰人习惯穿木鞋，是用一整块木头挖凿出来的。）凡是被木鞋敲上的孩子们，就会被认为其人还不够老练。记得有一天在跟「敌人」克依斯作战，我把木鞋往他头上敲，竟然把鞋敲破了， 打得他额上起了个大包。额头肿还不打紧，倒是敲坏鞋子事 大，把我们吓坏了。两个人忙着修鞋子，早把战事忘得一乾二净。但是，要让小孩子来修鞋，你说怎么行；只好那天晚上让我的铁匠爸爸权充一次补鞋匠。爸每天忙得很，大淸早五点钟就起床打理园子，浇水、除草，种点东西帮补家计，因为家里有六个孩子要吃饭；然后骑上脚踏车去四哩外阿克玛镇的一家铁舗做工。那天晚上他回来后，还得替我补鞋；在鞋面上挖条小槽，把铁钱穿在两边，钉紧，完了后，又照样地修鞋跟。要不然，我上学就没鞋穿。「安得烈，你以后一定得小心一黠儿！」爸的声音奇大。他耳耳聋，说话像吵架。他这个人我知道得很，他不是叫你小心身体，乃是说，财物得来不易，应当小心为是。

那时候，特别有一家人一直都是我的假想敌；就是姓卫特斯脱拉的那家人。至于我为什么专要跟他们过不去，连我自己也搞不太淸。只记得那个时候是他们最先谈起我们快要跟德国人打仗的消息，村里的人都不怎么愿意提起打仗的事。 还有，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口口声声的「神祝福你，丨「主若愿意的话，」让我这个天字第一号特派员听起来，总觉得婆婆妈妈怪恶心的。所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把他们看成对头。

记得有一次经过他们家厨房窗口，正好卫太太在做饼干，把和好的面往烤箱里放。她钩炉灶是烧柴的。一眼看到门口那边竖着一块新玻璃，是准备装窗用的，于是我的主意来了。心想他们夫妇一向都是笑口常开的，这下可要看看他们是否 跟别的荷兰人一样，也是照样会发脾气的。偷偷捧起那块玻璃，不声不响地穿过防钱，直趋敌人总部的后翼。他们家跟村里所有人家一样，外面有一座梯子可以上到屋顶。于是我脱了木鞋就往上爬，不声不响地把玻璃板往烟囱口上一盖；然后下来，跑到对街躲在一辆贩鱼车的后面，等着看好戏。

果然不错，烟囱里的烟上不去，就往回冒，弄得整个厨房乌天黑地的，烟往窗外直冲。但见卫太太冲进厨房，尖叫一声，连忙打开烤箱，用她的围裙在那儿猛扇一阵。这边卫先生往外跑，抬头望望烟囱。如果我当时存心等着要听那么一口的荷兰连珠炮的话，我一定会大失所望。不过他在上梯子的时候，脸上的那副表情倒是道地道地的凡人一个。于是，我军以寡敌众，打了一场大胜仗。

哥哥便雅悯是我另一个好对头。他是个典型做哥哥的——精于以便宜货跟比他小的孩子们换好东西。我们的卧室在阁楼上。但见他的那角小天地里满了一大堆玩意儿，本来都不是他的，有些原来是我的，还有的是别的孩子们的；但是，谁也记不淸他究竟是用的什么东西来跟我们换的。他的那个宝贝小猪储蓄箱本来是妹妹玛芝的，他弄到手后就把平常赚来的小角不断地往里存。诸如替乡长跑腿啦，替我们的那位校长宓可儿小姐打理花园啦。正好当时报导德国的消息愈来愈多，我就把便雅悯想象成一个德国造军火的暴发户。趁着有一天他在外头大赚其洋钿的时候，我把他的「银行」从架上搬了下来；缝口朝下，弄把小刀往里拨，十五分钟过后我军大有斩获，收入将近荷币一大元。钱弄到手倒不难，难的是现在该怎么处理这笔横财。荷币一元相当于美金两毛五，对我们乡下小地方的孩子们说来，是颇为可观的一笔财产；要是带到糖果店露一下的话，准会招疑！

有了！怎么不说是我捡来的！第二天到了学校，跑去见老师，把手一伸：「宓老师，看看我检到的什么。」宓小姐瞧了一眼，慢慢地嘘了口气：「老天，这么多的钱！」

「我拿了可以吗？」

「你不知道这是谁丢的吗？」

眞是！即使你架上刑来，也休想从我这儿逼出半黠口供来。

「我不知道，老师。是我在街上检到的。」

「安得烈，这么说来，你一定得把钱交给警察局。他们会吿诉你怎么办的。」

警察局！这一招我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下午我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把钱带到执法机关大本营。当时即使那地方是纳粹秘密警察总部的话，我的心情也不会比那更紧张。心里总觉得那些偷来的钱会向警察老爷丢眼色似的。但是警察局长居然信了我的话，他把钱放进一个信封，写上我的姓名，说要是一年之内没人认领的话，钱就归我。

一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跑了趟糖果店。但是，扫兴的是，便雅悯根本一直就没有发现他的钱少了。本来是想尝一下骚扰敌后的那种好滋味，想不到如今这些糖果吃起来却硬是有一种没出息的小偷味道。

我想我之所以不断地找刺激，日夜地胡思乱想，一半也是为了要躲掉我母亲的收音机节目。妈妈等于是半个废人，因为心臓衰弱，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坐在椅子上。收音机就成了她的好朋友。但是她只收一个电台——阿姆斯特丹的福音电台。有时唱诗，有时讲道，在我听来，一样的无聊。让妈听来可就不然，宗敎是她的命。即使在韦堤这个穷乡下，我们还是称得上是穷人家；我们的房子是全村最小的。但是却有川流不息的乞丐，游行传道人，吉普赛人上门造访，他们深知必蒙妈妈款待，上餐桌不成问题也。虽然这么一来奶酪要切得更薄，汤要加水，但是客人总归是来者不拒的。

在妈妈的宗敎眼光中，「节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好客」。我四岁的时候就能削得一手好马铃薯，绝无连皮带肉的浪费作风。到了七岁的时候，我削马铃薯的功夫已经到家，就把那份差事移交给弟弟哥尼流，自己则改任擦鞋要职。擦的不是木鞋，乃是皮鞋。皮鞋是专为星期天上敎堂穿的。在我们家，要是一双皮鞋穿不上十五年的话，就被认为是家庭经济史上的一次大破产。母亲说，皮鞋务必亮到一种地步， 要让牧师看了之后觉得头昏眼花才行。

因为母亲不能操劳，洗衣服的差事就由哥哥便雅悯担任。衣服是摆在桶里面洗的，放进拿出全部用手。不过洗的时候乃是用手来回推拉一根木柄，从而带动一排车叶，以臻搅打之功。这是我们家在技术创作上的一项辉煌成就，合第上下 莫不引以为荣。每逢洗衣的时候，大家就帮同便雅悯轮流操作，努力推拉，直弄到两边胳臂又酸又痛为止。

全家唯一不做事的人是大哥贝斯琼，他比便雅悯大两岁，比我大六岁。人家会的事情他都不会，整天就站在堤顶路边的一棵楡树下，看着大家忙。荷兰的树木不多，我们韦堤的人颇以当地的榆树为荣。每家门口都有那么一棵,枝枒相连，在路顶拱起一座绿棚。不知何故，大哥从来就不往我们自己的那棵树下站，总是在这边数下去第三棵的下面站岗；一呆就是整天，要到我们把他叫回去吃饭的时候才走。

我想当时我最爱的人除妈以外就是大哥了。村里的人经过那棵树下的时候，总喜欢招呼他一声：「啊，贝斯！」他总是笑笑。他笑起来很美，还有黙带羞。日子久了，这句话他听多了，也就慢慢地学会了，这是他唯一会说的一句话。

虽然贝斯不会说话，甚至连穿衣服都不会，但是奇怪得很，他很有音乐天才。一九三〇年代在荷兰多数的人家都有一架小风琴，我们的小客厅里也有一架。爸是家里唯一会看乐谱的人，到了晚上，他就往小长櫈上一坐，用脚采动踏板，照着一本老诗本弹起圣诗来，其余的人就跟着唱。

只有贝斯不同，音乐一来，他就爬到琴底下，蹲在一边，紧贴着琴身。爸弹起琴来错误百出，很不高明；这还不只是因为他耳朶聋，听不见音乐，而且也是因为多年打铁下来使得他的指头变得又粗又硬。有时候他弹错的音符几乎跟他弹 对的音符一样的多。贝斯也不在乎这个，他只是紧靠着颤动的琴身，脸上满有喜乐。他在底下当然看不到爸爸在上面的动作，但是忽然间他会站起来，轻轻地靠着父亲的肩膀，嘴里说：「啊，贝斯。啊，贝斯。」爸就会站起来，让贝斯坐下。他就大模大样的，学爸的样子，先翻弄一阵琴谱，而且常常把书给摆倒了，然后又像爸那样瞄着谱，弹将起来。他从头到尾所弹的都是爸那天晚上弹过的曲子，但可不是爸那种生硬、拖泥带水、满了不协和弦的弹法。他的手法眞是棒极了，不但完全正确，而且美到令路人驻足。夏天晚上，我们把门打开，琴声常常吸引住一堆人在外面，很多人被感动得泪下如注，因为每当贝斯弹琴的时候，就会令人觉得好像是有一位天使坐在那儿司琴似的。

我们每周一次的大事，不用说，当然是做礼拜啰。韦堤位于荷兰的低洼地带——荷兰人世世代代用堤防围出来的海底地。处于这种地区的乡村都是沿堤而建的，韦堤也不例外。全村只有一条街，就是堤顶上那条南北向的路。每幢房子实 际上都是个岛，个别建在一块特别高起来的地上；所有的房子与堤道之间都有座小桥连起来，桥底下是排水道。村的南北两头各有一块最高最够瞧的地，其上各有一家敎堂在焉。

从西班牙占领时代直到如今，荷兰的天主敎与基督敎之间一路都是那么格格不入的。且说，平时乡里一个卖鱼的和一个打铁的可以有说有笑，但是，一到了星期天，卖鱼的全家向北开步走、上天主敎堂去，打铁的则合府朝南、赴基督敎堂之会，双方在路上相遇的时候，竟然视若无赌，连头都不黙一下的就过去了。

至于我们家，则绝对以世代的基督敎信仰为荣。我们的房子正好在村子最靠北的那一头，我想我父亲对这点一定感到非常之满意，因为这么一来，我们上敎堂的时候就要经过整个村子，可以趁此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走的是正派路钱。

因为爸耳朶不灵，我们在敎堂总是坐第一排。但是因为椅子不够长，坐不下我们全家，所以每次进去的时候我就故意掉在后头，让爸妈和家里其余的孩子们先坐进去，然后我就要跑到后面「找位子」去。不过通常我找到的位子都是非常之「后」，后到出了敎堂的大门。要是冬天，我就穿着木鞋在结了冰的管道上大溜其冰。如果是夏天，我就一个人静坐在田野，动也不动，让野鸦停在我肩膀上，轻啄我的耳朶。

像是有一种本能似的，一到散会的时候，我心里就有数，时间算得奇准；待溜回敎堂、往走道角上一站的时候，硬是及时赶上了头一批受足洋罪的家伙们从里面走出来。然后我捱近牧师，站在那里收集情报，听别人跟他谈起刚才的那篇 讲章，这么一来我就可以从中探悉他今天是用的什么经文、信息的中心是什么、甚至于说过些什么喩道故事。每周如此，从无缺席。这一着非常要紧，否则的话，我毎周一次开小差行乐的计划就有露马脚之虞。

荷兰人习惯于散会之后大家分别在朋友家聚聚。有三样事情是少不了：喝咖啡、抽雪茄、再就是遂点讨论当天的讲台信息。村里的男士们平常抽不起那种黑颜色的长条雪茄烟，只能毎周来那么一次。每逢星期天这个时候，这边太太们在烧着又浓又黑的咖啡，那边先生们就郑重其事地掏出雪茄，黙将起来。直到现在，每当我闻到咖啡和雪茄味道的时候，我的心就会跳得特别快，因为这种味道让我联想到我当时那种紧张的心情：这次不晓得能不能再瞒过爸妈，让他们相信我今天上午的确是坐在敎堂里听道的。

「好像上个月牧师也是用的路加三章十六节。」明知他没用过，但是我故意来这么一下，好让人家晓得我知道今天讲的是什么。

再不就是：「说到政客的那段故事眞不错。」把听来的一两句搬了出来。「我想乡长听了以后一定会老大的不高兴。」 这种办法非常成功。

现在我一想起小时候那种情形，心里就觉得惭愧。而我们家人心地忠厚，从来也没有对我起过疑心，这叫我回想起来更是觉得难过。

卫家确是有先见之明，因为到了一九三九年，举国上下都知道德国人的侵略意向，他们是存心要拿荷兰的了。但是我们家正在忙着，顾不了这些个，因为贝斯病了，医生说是肺结核。爸妈把卧房让出来，自个俩跑到客厅打地铺。一连几个月，贝斯躺在那小房间里不停地咳，直咳到周身皮包骨。他比普通的病人苦得多，因为他不会说话，没法把他的感觉说出来。

记得我刚过了十一岁的生日，有一天趁妈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偷偷地跑进了那间病房。因为是传染病，孩子们是绝对不许进去的。但是我就是存心要染上病的。心想要是贝斯死了的话，我也要跟着他一道死。我扒在他身上，亲他的嘴， 亲了又亲。一九三九年七月，贝斯离世了；而我还是好好的一黙儿病也没有，我觉得好像神连着捉弄了我两次似的。

过了两个月，那年的九月，我们的政府开始总动员。这一次妈终于把她的收音权让出来给大家听新闻。我们把声音扭到最大，爸还是听不见。小妹洁芝就坐镇收音机旁边，把重要的消息大声地向他喊：

「爸，所有后备部对已经全部征召。」

「所有私人车辆一律征用。」

夜幕低垂的时候，来往的车辆就开始多起来，在敌军犯境之前几个月里就一直是这个样子。整个荷兰所有的汽车都上了路。你向南我往北，大家都在赶路，忙个不停。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哪里，反正是赶一站算一 站。我呢，穿得垮垮的，天天站在以前贝斯站的那棵树下，看他们忙。大家都很少开腔。

好像只有卫先生敢面对现实地说几句我们大家一直闷在心里的话。我不懂为甚么这些日子来我对卫家开始有了好感，反正是我常常会不期然地走过他们的厨房窗下。

「你好，安得烈。」

「卫太太，你好。」

「出来替妈办事去么？先吃点饼干加点力气吧。」说罢，装出一盘饼干来到窗口。

卫先生坐在厨房桌子那边，抬起头来：「是不是小安得烈？赶先到外面看热闹去么？」

「是的，卫先生。」不知怎的，我把饼干放到背后去了。

「安得烈，你每晚一定得为国家祷吿。我们前面的日子将不好过了。」

「是的。」

「用老爷鎗来打飞机坦克，怎么行？」

「是的。」

「安得烈。他们就要来了。戴着钢盔、迈着正步、加上怀着仇恨的心。我们所有的就剩下祷吿了。」卫先生走到窗口，探身出来：「安得烈，你肯祷吿吗？求神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肯吗？安得烈。」

「是的，卫先生。」

「好孩子。」他退身回去。「你去吧。」

但是当我转身朝街上走的时候，我听到卫先生在后头叫我：「你把那些饼干吃了吧。啊，我知道，我们的那个老爷灶有时候会冒烟冒得厉害。不过自从我装上新玻璃以后就没事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没法不想到卫先生。这么说来，原来他一直都知道那件事是谁干的。可是他没有吿诉我父亲。要是别人的话，怕不早就沉不住气了。我不懂这是什么道理。我也不懂他为什么叫我祷告。祷吿有甚么用？神从来也不会听祷吿的。果眞德国人来的话，我准会让他们吃点苦头，那能一味祷吿的，便宜了他们。于是我呼呼入睡，做起梦来，梦到自己单鎗匹马敢作敢为的，在敌人前大显威风。

到了四月间，村里已经住满了难民，都是从东边那一带低地来的。原因是，政府为了要阻挠德军的进展，就故意把自己的堤防炸毁，让水淹掉过去辛辛苦苦从海里争来的地。 除了我们的房子太小而外，毎家都收容了一户无家可归的人； 妈的汤锅更是昼夜不停地在熬。

但是，德国人不走陆地，他们从天上来。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号夜里敌机首次飞越韦堤。那晚我们在客厅里拥成一团，整夜没睡。第二天整天，我们看到的是飞机，听到的是炸弹声，敌人正在轰炸四公里外的一个小军事机场。那天是我十 二岁生日，但是大家都忘了，连我在内。

后来，德国人轰炸鹿特丹。总动员以后，我们一直就是听的希威散地方电台的广播，当那位播音员在播这段消息的时候，他自己哭了。鹿特丹完了。只一个钟点，整个城被夷平。这就是闪电战，一种新战术。第二天，荷兰投降了。

几天过后，一个矮矮胖胖的德国中尉坐着指挥车来到韦堤，在乡长家里安顿下来。跟着他的那几个兵多半是上了年纪的，因为韦堤不是个什么军事要地，用不上好部队。

有一阵子，我确是将我的反抗思想付诸于行动。常常在半夜三更，外面乡里大钟敲两下的时候，光着脚从阁楼上爬下楼梯。我知道母亲听到我在动，因为当我经过他们房间的时候，她那均匀的鼾声忽然停了。但是她总是不动声色地让我去。第二天早晨她也没问我那些配给来的珍品白糖怎么忽然间少了。村里的人听到那个德国中尉的车常闹毛病，都觉得好笑。车子发不动啦，引擎突然死火啦；有人说车子油箱里有白糖’有人认为这个不太可能。

食物愈来愈少，先是城里，再轮到乡下。我就将这种情势加以利用，加强我那孩子气的骚扰战。头一个夏天，有一次我装满了一篮子的包心菜和蕃茄，在一个大热天里跑了四哩路，来到阿克玛镇。那儿有一家铺子还卖的有烟花鞭炮这类东西，是以前剩下来的。我知道那个老板很需要蔬菜。就趁势讨个好交易，装满了一篮子鞭炮，然后在上面铺上一层花，这是我事先准备好带来的。老板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 然后，像忽然间下了个决心似的，他伸手到柜抬下抓上来个特大号响炮。

「我再也没有菜跟你换啦。」

「趁还没有戒严，赶紧回家吧。」

那天夜里，我们家阁楼地板又在咭咭地响，妈的鼾声又停了。光着脚，我又往外溜了。街那头远远地有四个巡逻兵正在朝北走，边走边用手电筒一家家地照，看看快近我们的家了。我出了大门，把身子往侧边墙上一贴，听那靴步橐橐的愈走愈近。等那些兵一去，我就飞快地跑过小桥，上了街，向南往乡长家直奔。其实，我很可以趁那些巡逻兵还在村子另外一头的时候，跑到那个德国中尉的门口把那门响炮点起。但是我觉得这么做法还不够紧张刺激。本来嘛，我在村里是个首号飞毛腿，心想这下不妨逗逗这批拖着笨靴子的老爷兵，故意让他们来追我，追呀追的，那才够意思呢。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些兵最老的大槪也不会超过五十岁，但是当时我以小孩子的眼光来看，就觉得他们个个都像千年老古董似的。

因此，我就故意等到那四个阿兵哥走回来，快到他们总部的时候，才把引钱点着了，然后就开始跑。

「不要动！」一支手电筒照到了我，接着我听到子弹上膛的声音。鎗！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来的！我在街上迂回飞奔，就在这个时候那门响炮炸了，轰然一声把追兵的注意力暂时分散了一下。我一看见有道住宅桥就往上冲，进了一个菜园， 马上往包心菜堆里钻。他们找了我将近一个钟头，操着德语在那里粗声穷嚷的，结果还是找不到。

自从这次得手之后，我更是得意非凡，甚至在人白天也向他们放炮捣乱。有一天我躱在一个地方，刚一出来就碰上了一个兵。跑吗，明明是做贼心虚。不跑吗，一手鞭炮、一手火柴的，证据十足。

「你给我过来！」一口德国话。

我把东西紧揑在手里，不敢往大衣口袋里放，他一定会先搜口袋的。

「急急忙忙的，是不是赶着耍鞭炮去了？」

「鞭炮？啊，没有，没有。」

我用捏紧着的两只手拉开大衣两边，滩得大大的让他搜。他从裤子搜到帽子，捜来捜去毫无所得，只好废然而去。待他走后，我才发现手里的鞭炮已经湿漉漉的让汗给泡透了。

后来时间久了，我对这种玩法也失去了兴趣。况且民间抗战的工作渐渐加强，以致邻村常有人质被德军集体鎗杀以及房子被烧的情形。跟德国人开玩笑可没那么轻松愉快了。

全国到处有所谓的「潜伏者」，就是那些躱起来的大人和少年们，免得被送进德国境内的劳工营做苦工。开始打仗的时候，哥哥便雅悯十六岁；头一个月他躱在艾美罗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后来有五年之久我们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

在伪政权下，私藏收音机是犯法的。我们把妈的那架藏在屋顶底下的那一个小角落里。大家可以轮着上去，蹲在那里收听英国来的荷语广播。后来，到了荷兰铁路罢工的时候，我们甚至把铁路工人也往那块小空间里塞。当然，还有的就 是那些往海边逃的犹太人，常常在路过的时候在我们家躱上一夜。

后来德国开始闹人力荒，驻韦堤的那支小部队调走了。 接着就是到处拉壮丁，令人心惊胆战。白天夜里说不定甚么候会突然来一批大卡车，先将堤道两头把住，然后派兵逐家逐户地抄抓壮丁。那个时候我还不到十四岁，每次一有风声就跟其他大人小孩一齐跑到沼地去。我们快跑穿过田野，跳过水渠，目的地是铁路那边的沼地。铁路堤太高，爬起来准会让他们看到，我们就从铁路桥底下的大管道里泅水过去浑身湿透，上来直打哆嗦，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后来战争时候，甚至连小弟哥尼流和父亲都得来参加我们的越野费跑。

在那种情形之下，生命眞是一场求生存的大挣扎。电是留给德国人用的。乡里的抽水机没电发不动，只有让雨水愈积愈深，低地尽成死水塘。大家点的是油灯，是自己用包心菜子榨的油。没有煤，只好把那些楡树砍下来当柴烧。贝斯以前站的那一棵在第二个冬天被砍掉了。

但是，最糟糕的还不是冷，也不是兵。最糟糕的是饿，经常的饿、不停的饿。所有的农作物只要一收成就马上被军方征用。爸还是像以往那样，细心照顾他的菜园，但是种出来的东西大部份都让德国人收去了。几年来，我们家六个人吃的口粮就只够两倜人吃。

起初我们园里还有些萝卜可以挖出来凑着吃，但慢慢地也吃光了。我多次看到妈把她自己的那一小份分到别人的盘子里面去，而她自己还装着在吃。她唯一的安慰是，亏得贝斯已经看不到这段日子。否则的话，他会永远想不通为什么肚子要挨饿、壁炉怎么会没有火、还有那没有树的街。

终于，妈病到下不了床。要是再不早点胜利的话，我们知道她会活不了的。

一九四五年春天，德国人走了，由加拿大军队进驻。老百姓站在街上，欢喜得哭了出来。但是当时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跑到五哩路外的加拿大军营，一路跑步去的，向驻军要了一小袋的面包干。

面包！名副其实的生命之粮！

我把面包干带回家去；一进门就嚷：.「吃的来啦！吃的来啦！吃的来啦！」

妈边嚼面包干边流眼泪。泪珠沿着她脸上深深的皱纹滚了下来，是感激神的泪。

仗打完了。